娱乐众人的军队

不管是哪个派系举办的法国大革命庆典，军队随着进行曲游行，是当中最重要的活动。行军作为娱乐场面，这个想法可回溯到革命之前。早在十七世纪末期，路易十四就将阅兵与操练纳入宫廷仪式。[32]比较民主的瑞士于1760年就开放让民众观赏军队行进，“作为一种国家庆典”。卢梭也敦促法国人效法瑞士。[33]如我们先前提到的，革命派对此很热衷，把军队游行发展为展现民族主义的必要活动。

军队游行能成为富有教育意义的场面，要归功于法国大革命两个世纪之前，奥兰治亲王毛里斯高度纪律的军事操练。中世纪后期军纪散漫的士兵摇摇晃晃走过街上，大概没什么娱乐价值，但操练过的士兵就不一样了，不管有没有音乐伴奏，他们都能够整齐划一、踏着精准的步伐行进。在军乐队的伴奏下，军队游行更令人兴奋，尽管观众在街上或体育场里不能有太多动作。早期欧洲军队要振奋士气只能靠短笛和鼓声，军乐队来自伊斯兰世界，十八世纪初期才来到欧洲生根。欧洲人从土耳其得到大鼓、铜钹、铃鼓还有服装风格。为了加强视觉效果，皮肤黝黑的土耳其乐师缠着丝质的头巾，穿着颜色鲜艳的制服。历史学家斯科特·麦尔利（Scott Myerly）说，军队游行因此多了“东方异国情调”。[34]

操练后的军队成为大型集会的场景，拿破仑战争则创造了这项需求。拿破仑的军人谨遵守法国大革命的核心精神：人民不再只是国王的附属品，而是国家的公民。什么是国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提出的看法令人信服。他认为，享有共同血缘、语言与传统的人民，不见得就可以组成国家，许多追求团结的国家，例如十九世纪的意大利和德国，就缺乏其中几个要素。同一个地区、同一种族，不见得就会“自然”形成国家，那是需要费力建立的。古往今来的国家都是“想象的共同体”，那是一种神秘的统合概念，其中包括符号（例如旗帜）、纪念碑、共同的经验（例如革命或战争）、歌曲等。雅各宾党召集作曲家为国家庆典写出新的军乐，我们可以说这就是在“建构国家”。有趣的是，1795年法国政府选定的国歌，不是受到大众喜欢、让人翩然起舞的革命歌曲《成功在望》，反而是适合行进的《马赛曲》。

民族主义便是由想象的共同体所激发的情感。在象征性符号的催化下，民族主义通常会激起牺牲、超越的精神，许多学者认为这与宗教非常类似。这种“新兴宗教”一成立，马上就可以激荡出强烈的手足之情，它的仪式最能凝聚这种感情，这也是法国大革命时期庆典的主要目的。革命时期的象征仪式，如复诵爱国誓言、请年轻的女孩扮成自由女神坐上花车，这些都消失了，爱国庆典后来只剩下军队游行。拿破仑战争时期，这股风潮席卷欧洲，各国纷纷举办这种宣誓意味浓厚的活动。麦尔利提到，拿破仑战争开打不久后，阅兵就变成英国“重要的娱乐方式”，与军事无关、更亲民的集会越来越少。[35]

作为表演者，军人也开始打扮，以适应这种新角色。十九世纪前，军人都不愿穿上一致的服装，他们多数是佣兵，穿了就很难开小差。拿破仑战争一开打，制服却流行了起来，就军事上来说，它有助于分辨敌我。不过，十九世纪制服上擦得闪闪发亮的铜扣，容易成为敌人瞄准的目标，但这个缺点不碍事，表演的效果比较重要，毕竟军人在战场上的时间不多，大多都在游行让人观赏。

自然而然，表演中最亮眼的，就是穿着鲜艳制服与戴着华丽头盔的军人。在今日巴黎的军事博物馆，人们会发现，十九世纪军人头盔上装饰的熊皮和羽毛，足足让人多一英尺高。这种服装不只在战争中非常笨重，隔三差五地还会在游行活动中造成反效果。麦尔利提到：“威灵顿公爵戴着第一侍卫专用、将近两英尺高的熊皮头盔，上面还插着大根的鹅毛参加阅兵……在上万的观众和军人面前，一阵风吹来，公爵就这么摔下马。”[36]

和法国相比，英国人也同样热爱列队操演。1811年的温布敦阅兵典礼，二十万名观众慕名前来观看两万个军人踏步。1830年，为了彰显国王的荣耀所举办的阅兵大典，民众更是“多到无法形容”。[37]除了精心设计的列队操演，士兵一般的勤务，如卫兵交接，也能吸引好奇的观众。一名爱丁堡的律师回忆道："1803年战争期间，从某角度上来说，每个人都变成军人了。男人讲的、想的都是操演和阅兵。”[38]女人则被穿着华丽制服、骑着骏马的年轻军官所吸引。每个人都跟着军乐摆动，有位观众说道：“它让我们血脉偾张，充满美好的想象。”[39]就连社会学家罗伯特·布拉奇福德（Robert Blatchford）也赞扬公开的军事操演能够促进观众的团结感：“人们在合一与袍泽精神中感受到力量。”但他也讽刺地说：“实际上，这种团结的感觉是国家带头发起的，而不是人民。”[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