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袁世凯：成就与罪错（第5/8页）

《临时约法》还有个致命弱点，凡是有现代政治常识的都知道，行政权和司法权，跟国会的立法权，三权是应该互相制约的。要是国会跟行政有冲突，总统就有权解散国会，再向国家主人申诉。通过合法选举的途径、法治的途径，重新投票，重新选举，或者由宪法法院、解释宪法的机关解决这个要求是否合法，那矛盾就解决了。但是约法没有这个规定。它对国会、参议会权力做了充分肯定，但袁世凯就没有权力可以解散国会，这就不能互相制约。这是逼良为娼的第一条。在国民党控制下的参议会和国会确实做了很多坏事，国会议员很腐败，袁世凯想做的它都去捣乱。次次冲突的情况下，在清末时袁世凯还感觉自己很有作为，一到民国，有了“三权分立”反而觉得无法作为了，他就想方设法扩张自己的权力。这是不是逼良为娼呢？

（二）在修订宪法草案的过程当中，袁世凯要求派代表申诉他对宪法草案的意见。当时的宪法草案起草委员会是由国会议员组成的，制宪会议是国会两院组成的。他们说得很冠冕堂皇，说约法当中没有总统有权向制宪会提出意见这条，你的要求没有依据；另外，宪法制订委员会明确规定，除了委员会的委员以外，其他任何人都没有发言权。旁听权也规定了哪些人可以参加，没有总统代表这一条。不给袁世凯发言的机会。制订宪法从理论上来讲很好，但实际上要使袁世凯动弹不得，权力大大受到限制。这就逼得一个能干的政治家想办法伸张自己的权力，于是就有了冲突。

（三）宋教仁案，大家都说这是袁世凯做的一个大坏事。当时宋教仁到处讲实行宪政，内阁制，他是准备当总理的。袁世凯当然不会愿意。从现有史料来看，当时的国务总理赵秉钧，还有内政部秘书洪述祖，都参与了这个事件，他们跟会党头目应夔丞的来往信件和电报，都被公布了，里面讲到如何“毁宋”。成功了，梁山匪首被剿灭，我军无一损失，等等，说得很清楚。既然赵秉钧跟事件有关系，就会牵涉到袁世凯。

事情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在上海虹口公园宋教仁的石像背后有个碑文，是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写的。他是当年宋教仁案的现场人物之一，开枪时他不在宋教仁身边，一听到枪声马上出来，指挥找到汽车，将宋教仁送进医院，后来一直陪着宋教仁。宋知道自己不行了，口述遗嘱，他是记录人。于右任在碑文中说，这件事讲真话还是讲假话？“为直笔乎？直笔人戮。为曲笔乎？曲笔天诛。”那就留给后人，看后人的良知如何了，期待后世出现良史，将事情的真相还原。这很奇怪，当大家都说这件事是袁世凯所为的时候，一个国民党元老恰恰在1914年留下这段文字，什么意思呢？现在有人解释，跟当时国民党的另一元老陈英士有关。陈英士又叫陈其美，是蒋介石恩师，蒋介石的发达完全是他一手提携的。这个人吃喝嫖赌无所不为，有江湖大佬的作风，凡妨碍自己利益就用不法手段处理。最有名的是对陶成章，陶成章跟他都是同盟会元老，大家都认为陶应该出任浙江都督，跟陈其美就有了矛盾。于是陈派蒋介石干掉他，蒋那时还是个小萝卜头，到医院开枪打死陶成章后，就逃到日本去了。网上的文章分析，宋教仁当时正在国民党内部清理会党势力，他认为这些人留在国民党内不合适，会影响党的形象，所以陈其美不能容忍，要下手暗杀。这是一个根据。另一个根据，袁世凯的儿子袁克文1920年出了一本回忆录，里面提到一件事，袁世凯完蛋后，袁克文沦落到上海，他本身是个花天酒地的人，跟会党来往很密切。有人告诉他，宋教仁在上海期间，陈英士请他吃过饭，而且提出，将来的内阁应该是国民党的人。宋说不行，为了国家考虑，最好不要从党派利益出发。他们认为宋教仁将来执掌权力后必不重用国民党人。陈英士更认为，这人应该除掉，否则对国民党不利。当时孙中山没有在党内掌握实际权力，因为他说他现在的任务就是建铁路，十年内要建20万里的铁路。孙大炮就是喜欢放空炮，一直到21世纪了，我们的铁路还不到20万里。当时大家选孙中山当理事长，他不干，让宋教仁做代理理事长。陈英士如果派人暗杀宋教仁，被派的最好是陈英士的死党和亲戚，恰恰就是刚才讲的应夔丞。所以，这种说法有没有道理？

当然这是分析，目前并没有直接证据。我的判断是，两方面利益交叉了，一方是袁世凯，一方是陈英士，都想要除掉宋教仁，他们两方的利益在应夔丞身上交叉了。所以这件事情就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