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袁世凯：成就与罪错（第6/8页）

在现代政治的发展过程中，有很多肮脏的事，很多曲折的事。问题是怎么对待。国民党出错了一步棋。当时宋教仁案发生的时候，司法系统是很硬的。民国初年的司法有很大的特点，第一清廉不贪污，第二很专业不徇私，收买不了。当时上海地方检察院已经发出命令，要求国务总理赵秉钧到上海协助调查，要他把事情说清楚，整个矛盾就集中到了司法系统去了。而全国人民特别是工商界、知识界，都认为社会安定是很重要的，不能乱。但国民党内部意见分歧。孙中山和他的支持者要搞“二次革命”，起兵打倒袁世凯，而以黄兴为代表的一派人认为不妥，因为力量对比悬殊，包括地方都督都说打不过袁世凯。应该通过法律解决，不能通过武力。但是孙中山一意孤行。在南京附近有个第八师，孙中山派人去收买一部分军官，对他们说，假如师长不听话，不起义，就干掉他。一定要起兵搞二次革命。迫使黄兴明知道不能打，还是到南京组织起义，其他地方也响应，结果不到两个月全军覆灭，还给了袁世凯借口，说国民党是叛乱组织，不能存在。凡是国民党籍的国会议员都被收缴了当选证书，国会因此不够法定人数不能开会。当时《宪法》草拟好了，没法通过。袁世凯进一步趁机说，不行，这个国会没用，还处处跟我捣乱，于是解散国会，各省的议会也解散，这样下来行政权力不再受到任何牵制。那时他一方面外交上抵制、修改了21条，另一方面国内他进一步将权力完全集中在手上，独裁一步步推进，再加上其他人附和，一发不可收拾，最后终于干出了称帝的罪恶勾当。

所以，这不是袁世凯一个人的责任。制度是最重要的。制度的重要性在于，一个好人，在没有良好的制度约束情况下，会变坏的，会做出很多坏事。假如有个良好的制度，即使有缺点的人，也会在制度下慢慢走上一条不能不走的循规蹈矩的实行民主自由的道路。当时一是制度设计有问题。国民党本身是一群很不成熟的政治家，还有一批有理想但没有实际经验的年轻人。孙中山最初的想法是，不但现在的总统应该袁世凯做，第二任也应该是他，十年内让他连续当下去，我就去修十年铁路，大家合作，中国就会发展起来。实事求是地说，行政权由袁世凯掌握，国民党来监督，按照这个制度设计，袁世凯会接受的。但是下面的人不听，宋教仁被暗杀时32岁，其他议员大部分二三十岁，这些人掌握国家命运，按照理想来干，根本就不曾实事求是地管理国家，只想将袁世凯的权力夺过来。这样的情况下，迫使袁世凯一步步往专制方向发展。

这就教会我们几条教训：

第一条，不要受意识形态的干扰解读历史。

第二条，制度设计要合理，政治上要实事求是。民主制度是逐步发展，逐步生长起来的，不能光凭着理想来。

第三条，跟整个中国文化有关系。中国文化本来没有民主自由的传统，没有地方自治的传统，也没有法治的传统。英国在11世纪司法就独立了，12世纪就有《自由大宪章》，我们没有这个传统。所以在中国发展一个法治、民主和自由的制度，是要逐步进行的。很多事不能光凭简单的意愿去处理，要逐步培育一个土壤，让法治、自由、民主在中国生根、生长。最重要的，是将世界的现代文化和现代文明输入中国。

有些人说，中国五千年文明，为什么要学洋鬼子那套？民族主义是很厉害的。所以辛亥革命有个很奇特的现象，大家可以在网上找我的一篇文章，叫《辛亥革命的失败与启蒙》，里面有些史料。在全世界的革命当中，辛亥革命是很特别的，所有革命都产生了一些很重要的文献，美国有《独立宣言》，制订了美国的宪法；法国有《人权宣言》，影远很深远；英国革命也有很多值得重视的文献。我们的辛亥革命，对不起，没有什么值得一提。最初五天发的文告都讲要统一，国家要统一，民族要统一，各方面统一，这方面说得很到位，但还有一条是汉族复兴，无聊到要去拜祭朱元璋，告诉他你的理想我们已经实现了，终于将满族赶走了。同盟会的四条，其中有一条是“驱逐鞑虏”，就是很狭隘的民族主义。整个中国革命就这样。辛亥革命到了第五天，要向外国使馆发个文告，宣布国家宗旨，到那时才开始提民主自由的理念。这是整个文化的问题。

现在促进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的还是现代文明，但很多人在主张读《论语》，读孔子。我也赞成读，特别在大学中作为选修课，很好，有兴趣就读，但不要从小学开始读经。那不是培养现代公民的一条道路。中国最缺乏的是现代公民。钱学森所说，我们的大学还不如国民党办的大学，培养不出一批大师级的人物。温家宝总理说过，解决中国的教育问题，要尊重大学的“办学自主权”，要培养我们的年轻一代都学会“独立思考，自由表达”。这十三个字就是培养现代公民的必由之路。离开了这条道路，中国现代化必定艰难曲折。这也是历史经验的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