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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拧开摩托车的油门，向斯塔德利河沿酒馆走去，注意到酒馆里有个人在隔窗瞪着他。这是个大块头，看上去三十多岁，黑胡子乱蓬蓬的。他戴着一顶粗花呢的帽子，穿着一件双排扣的大衣。

“我他妈惹着你了吗，兄弟？”德弗林心想。这个人的目光又移向了那个小姑娘，马车刚刚爬上了教堂旁边的小坡，却又后退了一步。就到这里吧。德弗林支起摩托车的车架，把装着霰弹枪的帆布袋子从脖子上摘了夹在腋下，走进屋子。

酒馆里并没有吧台，只是一个宽敞舒适的屋子而已，天花板上的房梁很低。里面有几张高背椅、两张木桌子。壁炉里的火烧得很旺。

屋子里只有三个人。坐在壁炉边的人在吹口琴，黑胡子站在窗口边上，还有一个只穿了件衬衫的矮胖子，看上去不到三十岁。

“上帝保佑各位。”德弗林拿出一副爱尔兰泥腿子的劲头，向着众人说。

他把装枪的帆布袋子撂在桌子上，穿衬衫的人笑着伸出手道：“我是这家酒馆的老板，我叫乔治・王尔德。你一定是亨利爵士找的新沼泽看守员了。我们都听说你了。”

“什么，已经听说了啊？”德弗林说。

“乡下嘛，你知道的。”

“他能明白什么呀？”窗边的大块头恶声说道。

“噢，我呢，是个从老远地方来的农村孩子而已。”德弗林说。

王尔德有些不知所措，不过还是说明了一下：“阿瑟・西摩尔，火炉边上那个老头是雷科尔・阿姆斯比。”

德弗林后来才知道，雷科尔还不到五十岁，只是长相老了点儿。他的穿着破烂得不可思议，呢帽子漏了洞，大衣用布条勒着，裤子和鞋上尽是泥巴。

“要一起喝一杯吗？”德弗林邀请道。

“那怎么好意思拒绝呢，”雷科尔・阿姆斯比说，“我就想来上一品脱的黄啤酒啊。”

西摩尔喝干了自己的酒，把杯子“梆”的一声撂在桌子上。“我的账我自己结。”他拎起霰弹枪，单手擎着，“爵士老爷确实很照顾你啊，没错吧？这个，还有车。我真是好奇，我们在这儿干了多少年活儿了，只能拿到那么一丁点儿。像你这种外来的，凭的什么？”

“确实。我只能归结于我长得还不错。”德弗林说。

西摩尔顿时怒不可遏，狰狞的目光肆无忌惮。他抓住德弗林的衣领，把他拽起来：“少拿我寻开心，小不点儿。你要是跟我来这套，我就像踩鼻涕虫一样踩死你。”

王尔德拽住他的胳膊说：“得了，阿瑟。”西摩尔却把他推到了一边。

“老老实实从这里滚蛋，你过你的，我们过我们的，明白没有？”

德弗林连声赔笑：“当然当然，有什么冒犯的地方，实在抱歉。”

“这还差不多，”西摩尔松开他，拍了拍他的脸，“这还算差不多。不过以后，记住一点，我来了，你就滚。”

他摔门走开了。雷科尔・阿姆斯比笑嘻嘻道：“阿瑟这家伙就是个混蛋。”

乔治・王尔德闪身进了后厨，回来的时候手里多了一瓶苏格兰威士忌和几只杯子。“这东西最近很难搞到了，不过我愿意请你喝一杯，德弗林先生。”

“利亚姆，”德弗林说，“叫我利亚姆就行。”他接过酒，问道，“他一直都这样吗？”

“我认识他那时候就这样了。”

“我进门的时候，外面过去了一个驾马车的姑娘。他是不是对人家有意思？”

“他做梦去吧，”雷科尔・阿姆斯比戏谑道，“那姑娘才不会给他机会呢。”

“她叫莫莉・普莱尔，”王尔德说，“她跟她妈妈住在几英里外的农庄里，霍布斯角这边。去年她爸爸死了，母女俩就相依为命。赶上教堂不忙的话，雷科尔也会抽空过去帮把手。”

“西摩尔也会帮点儿忙。干点儿重活什么的。”

“我猜，所以他觉得这小姑娘就是自己的人了，对吧？他怎么没去参军呢？”

“这就是他另外一个痛处了。他耳膜穿孔，所以他们把他给刷下来了。”

“于是他觉得这是自己伟大人生的耻辱了，是吧？”德弗林说。

王尔德似乎觉得有必要澄清什么事情，于是局促开口道：“我一九四〇年时在皇家炮兵部队服役，在纳尔维克负了伤。右腿的膝盖骨就是在那儿没的，所以很快就退下来了。你是在法国负的伤，我没记错吧？”

“是的，”德弗林淡然道，“在阿拉斯不远。躺在担架上，从敦刻尔克逃出来，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格雷女士说，你在医院里整整躺了一年？”

德弗林点点头：“她是个善心人。我非常感激她。好多年前，她的丈夫在家乡认识了我们。要不是她，我就没有这份儿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