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太祖、太宗(下)（第3/13页）

检讨此一役的因果关系，以杨国柱吕洪山中伏大败为战局变化的关键；而所以出现此一关键，则由于张若麒的促战。张若麒亦《贰臣传》中人，籍隶山东胶州，两榜出身，以为杨嗣昌收买劾黄道周，得由刑部主事调兵部职方司。明朝兵部权重，四司中武选掌除授，职方掌军政，其职尤要。《贰臣传》本传：

(崇祯)十四年，我太宗文皇帝围锦州，总督洪承畴集诸镇兵来援，未敢决战。兵部尚书陈新甲遣若麒往商于承畴，欲分四路夹攻。承畴虑兵分力弱，议主持重；若麒以围可立解入告，新甲益趣承畴进兵。若麒屡报捷，洊加光禄寺卿。既而诸军自松山出战，我师击败之，歼殪各半。若麒自海道遁还，新甲庇之，复令出关监军。

又：《明史》二百五十七《陈新甲传》：

时锦州被围久，声援断绝，有卒逸出，传祖大寿语，请以车营逼，毋轻战。总督洪承畴集兵数万援之，亦未敢决战。帝召新甲问策，新甲请与阁臣及侍郎吴甡议之，因陈"十可忧，十可议"，而遣职方郎张若麒面商于承畴。若麒未返，新甲请分四道夹攻，承畴以兵分力弱，意主持重以待，帝以为然，而新甲坚执前议。若麒素狂躁，见诸军稍有斩获，谓围可立解，密奏上闻。新甲复贻书趣承畴；承畴激新甲言，又奉密敕，遂不敢主前议。若麒益趣诸将进兵。

其时张若麒在前方的身份为监军，故得促诸将出战，后来御史劾张若麒有"督臣洪承畴派军远出，若麒任意指挥，视封疆如儿戏，虚报大捷，躐光禄卿，冒功罔上"之语，此为明朝军事指挥制度上积渐而成的一种不合理现象。但洪承畴既膺专阃之寄，则"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虽不必明言，实际上可以一方面敷衍张若麒，一方面独行其是。两百年后曾国藩、胡林翼平洪杨，即本此原则以行，视官文如张若麒，刻意交欢，推功归之，"我打仗，你升官"，但求勿掣肘、勿乱出主意，卒成大功。我曾说过，同光之能中兴，实由君臣皆熟读《明史》，能惩其失。恭王当政，一本肃顺重用汉人的原则，授权曾国藩节制五省，"不为遥制"，而曾国藩遂能以明末将帅为鉴，惩其失，师其长，如剿捻之布长围、设老营，无非杨嗣昌"四镇六隅，十面三网"的变化。今以洪承畴与张若麒、曾胡与官文之情况相比较，可为我的看法之另一佐证。

松山被围至十五年二月，因副将夏成德献城投降，清军得生擒洪承畴、巡抚邱民仰、总兵曹变蛟、王廷臣，除洪承畴外，邱民仰、曹变蛟、王廷臣皆被杀。留洪承畴是为招降吴三桂等边帅，而杀邱、曹、王则是警告祖大寿。

据《贰臣传》记载，夏成德献城，先有期约，并以子为质，临事极其秘密，以故统帅以下的军民长官皆一鼓成擒。往日读史至此，辄感困惑：且不说洪承畴谨慎持重，深谙韬略；即如邱民仰起家乙科，素有能名；曹变蛟与其叔文诏，为明季有数良将，流寇闻"大小曹将军"之号，望风而逃，然则对夏成德从容通敌，岂竟漫无察觉？此为事理之不可解者。

近读陈寅恪《高鸿中明清和议条陈残本跋》，始恍然大悟。按：杨嗣昌、陈新甲主和，凡研明史者无不知，《明史》卷二百五十七《陈新甲传》：

初，新甲以南北交困，遣使议和，私言于傅宗龙。宗龙出都日，以语大学士谢陞。陞后见疆事大坏，述宗龙之言于帝。帝召新甲诘责，新甲叩头谢罪。陞进曰："倘肯议和，和亦可恃。"帝默然。寻谕新甲密图之，而外廷不知也。已，言官谒陞，陞言上意主和，诸君幸勿多言，言官诫愕，交章劾陞，陞遂斥去。

按：起傅宗龙于狱，命为三边总督讨李自成，事在崇祯十四年五月，正锦州被围之时；则知陈新甲始倡和议，即在此时。谢陞罢相，在崇祯十五年四月，已为松山已破以后。但崇祯之斥谢陞，并不表示放弃议和之意，须至这年八月陈新甲被逮下狱，始为不谈和的表示。就此过程来看，陈新甲遣使议和，在于何时，尚待探索。接前引《陈新甲传》：

帝既以和议委新甲，手诏往返者数十，皆戒以勿泄。外廷渐知之，故屡疏争，然不得左验。一日所遣职方郎中马绍愉以密语报，新甲视之，置几上。其家童误以为塘报也，付之钞传。于是言路哗然，给事中方士亮首论。帝愠甚，留疏不下。已降严旨切责，令新甲自陈；新甲不引罪，反自诩其功，帝益怒。至七月，给事中马嘉植复劾之，遂下狱。新甲从狱中上疏乞宥，不许。

据此可知，陈新甲所遣议和专使为职方郎中马绍愉；马于何时与清接触，据《清史稿·太宗本纪》："崇德七年三月乙酉，阿济格等奏：明遣职方郎中马绍愉来乞和。"此已在松山城破以后，事实上大概在正月下旬，至迟二月上旬，马绍愉即已到达盛京，提出议和的条件；证据即在高鸿中"条陈残本"有两行附识，一曰"二月十一日到"，一曰"三月十三日奏了"。这年明朝遣使议和时，清太宗命诸臣各陈意见。高鸿中既于二月十一日即有条陈，则马绍愉之到达盛京，必在此以前。另一附识"三月十三日奏了"，乃指阿济格于"三月乙酉"将整个条陈意见作一汇报。而在二月十一至三月十三之间，有一大事，即夏成德于二月二十左右献松山，生擒洪承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