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第3/5页）

6月25日　河南石尾塘的3千居民警告打算把房子租给英国人的那一家，说这会给这一地区带来危险。同时向耆英请愿，要求他阻止这一交易。

7月6日　耆英告诉请愿者，朝廷1846年的上谕给予外国人做买卖的权利，所以，如果地主愿意将房子出租，他人无权阻止。

8月3日　地主希望提高租金以补偿这一附加的风险，英国商会遂正式放弃在河南获得一处货栈的打算。另一方面，猪巷的谈判顺利结束。

四

一些经济问题[4]

广州卖到中国其他地方的纺织品中，有一部分是家庭纺织的产品。这对于不富裕的农民家庭说来，是一项很不错的额外收入。随着英国机器纺织品进口量日益增加，一些这样的家庭失去了这项额外收入。1830年，这引起了广州周围两个县的骚乱。1834年，许多织工拒绝在他们的工场里进外国织品。更晚些时候，1853年，有报告说，因为洋布价格便宜，顺德县一半的妇女已放弃纺织。1870年，番禺县也有类似的报告。尽管许多历史学家都希望找到可靠的证据，以说明广东乡村的贫困是家庭工业衰落造成的，但是大多数论据依然只是洋布进口的统计数字，而这同家庭纺织业的衰落只有松散的关系。这件事明显地被过分强调为这一地区历史的一个重要经济因素。可以提出的最重要的事情是，家庭工业衰落的最明显的乡村地区，恰恰是反洋人最厉害的地区，这似乎表明农民是在合理地把他们的逆境归咎于洋布进口。

这一点又提出了一个更大的问题：广州的农民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外部市场？20世纪时，华南无疑存在着消费经济：广东、福建的农户的1/4用品是买来的。乡村自给自足经济的衰落，与商业性农作物的发展在时间上是一致的。由此产生了单一耕作的经济，这使得农民为国内甚至国际的市场价格波动所左右。早在道光朝，客家人就在广东的山地种植茶叶。对广东茶叶的评价虽一直不高，但是在19世纪50年代，伦敦市场上却越来越常见到它们，经常还被染上颜色，使与著名的绿茶相似。不过，根据可靠的材料，大规模地向商业性农作物的转变，是到更晚些时候，即1890—1910年间才发生的。

这并不是否认在那以前广州的乡村经济已经部分地商业化。至少到1890年时，标准的市镇已经衰落，这有利于佛山、广州等较大的城市市场。城市与农村正在联结起来。乡村农民开始同外界有了经济联系。如果允许没有准确材料的假设，那么可以推断某些这类现象甚至在19世纪40年代就部分地存在了。如果考虑到南海县对机器棉布明显的大量消费、广州的城市集中规模、较好的道路和便利的水路交通，我们可以说，农村与城市风貌在地理上的接近，是与经济上的交往一致的。这使农民部分地受到新的经济波动的影响，如1847年危机的影响，而不仅仅是气候或灌溉等“传统”变化的影响。这又必然会促进城乡接触。亲近的结果是敌意，城乡间接触的增加可能又意味着双方敌意的发展。这对19世纪四、五十年代间的反洋人运动的进程产生了很大影响。

当然，这些都是推论的结果。地方志和当时的记载并未作过这样的分析。不过，根据一种间接的证据（广东各地书院的投资率），可以设想18世纪末，在广州最繁荣的时期，各类借贷资本有过巨大的发展。多余的商业收入投入了土地，这种现象自1795年以后是很少见的。1820—1850年间，大量的土地忽然成为可耕地，与此同时，地租却大量减少。这说明，无数的小农变成了佃农或是劳工。而银币的充裕与许多小商店的建立，显示了城市（或者说商业型）与乡村（或者说农业型）之间的鲜明对照。无疑，那段时间里，广州吸引了许多一无所有的破产农民——男人、女人，他们构成了城市里的乞丐、小偷等城市游民。

附表3　书院、社学的资金构成情况

五

广东军需收支（1854—1857年）[5]

收入的“非常规”来源和地方来源

顺德捐献：

支出

[6]

军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