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篇 被占领的广州：合作的政治 （1857—1861）

十六

广州被占

引人注意的因素，是予人以深刻印象的沉寂，是在150万人口方面没有任何活动。他们的脉搏似乎由于前晚的恐惧而停止；如果他们还能够想，他们的唯一希望，似乎是让征服者忘掉他们的存在。[1]

由于著名的“亚罗”号事件，1856年10月爆发了中英间第二次战争。[2]随之而来的是英国海军3个月的断续的攻击。然后，包令与海军上将西摩尔停止了进攻，等待伦敦的最后决定：英法远征军联合行动，向中华帝国进攻。

第二次鸦片战争给业已贫困的广东又加上了一层经济重压[3]：即使是在平静时期，保卫费用已达每天1200两（约等于1700美元）。[4]叶名琛宣称：“我一心期望全体绅民捐款以敷需用。”顺德派捐20万两，新会12万两，香山10万两。叶一面向捐献者保证将为他们向皇上请赏，一面又警告说绝不能少捐，这笔钱是必须的。[5]

这不是募捐，而是勒索。例如1857年10月，行商之一，爽官之子[6]因捐不足数遭到拷打，财产充公。[7]通常，捐款册发给当地的名人或族长，同时官方向他们保证，“如果有人不服从，该村委员会的绅士得秘密将其拘捕并送交审判”[8]。这也许使地方名人有了许多压榨农民的机会，但却保证了广州得以在财政困难之中维持它的行政职能。

但是，就是那些“忠义的”绅士最终也感到厌烦了。随着白银一两一两地流入广州的钱库，他们开始要求计算他们捐献的巨款：仅番禺、南海、新会、顺德和香山县就达150万两（相当于210万美元）。有些人，如“九十六村”骄傲的名人们，拒绝再交纳任何捐款，但向总督保证，只要一声令下，每个16岁以上的男子都可以集合成为训练有素的武装团练。另外一些地方，尤其是番禺的东部，干脆解散了他们的乡勇。广州城内，像1849年一样作了准备，组织了自卫委员会，允许各区居民决定是否维持团练，大多数选择了“否”[9]。

看起来，英国人似乎永远不会进攻。夷人一直继续着零星的海上攻击[10]，但是广州人开始相信，英国人已经放弃了真正占领广州城的一切打算，因为印度爆发了士兵暴乱。[11]

当中国人自信地拆除了设在城门外的防御工事时，额尔金爵士[12]却决定在北上白河以前先攻打广州城，惩罚一下叶名琛。[13]“亚罗”号事件过去15个月后，英法联军开始炮击广州城。那时，战争的迟来削弱了官方的团练运动。只有千总邓安邦统领的1000东莞乡勇进行了真正的抵抗，其他的乡勇都在致命的炮火下逃出了北门。[14]

1857年12月29日下午两点，广州城已完全处于联军的掌握之下。整整一个星期，战胜者俯视这座城市，想像着欧洲军队首次进入街道上拥挤的住宅时，广州人将做何反应。他们也在等待总督最后投降。[15]

但总督没有投降。叶名琛似乎试图用意志力驱除夷人。[16]他的同事、下属，甚至那些十分了解他的人，对于他在西摩尔将军的大炮已摧垮了城墙时仍不肯理会英国人的作法，都十分困惑。在某些人眼中，他是极端自信的人的典型：一个不满四十岁的总督，镇压红巾军的功绩尽人皆知，死不承认英国人有多么危险。对另外一些人，他装模作样，故作姿态，好像他内心的平静与狂妄可以抵补军事上的软弱。从这方面来看，他似乎是广州暴民的工具，是耆英最后的化身。[17]另外，关于他的性格还有一些模糊的传说：认为他由于清洗而变得残暴了；或者说他是道教专家，在他官吏生涯中最后一些决定性的日子里，他转向了巫术。[18]有一件事是确定的：他把让步、妥协、和解看作是软弱。他一次次地拒绝同事们与夷人交涉的建议，似乎外交就是纸牌游戏，必须威吓对手以使他屈服。[19]于是，在那警惕地等待的一个星期中，他仍旧不理会英国人的存在。终于，1858年1月5日，联军进入了广州城。他们很快就占领了城北的观音山，省里的官员已从那里撤走以进行最后的对抗。稍后，他们捕获了叶名琛，当时他正想乔装翻越朋友家的后墙逃跑。[20]

当英国人行将占领城市的局势已很明显时，广州当局就开始同联军进行秘密谈判。早在12月29日，巡抚柏贵就派浩官和经官去请求和解。12月31日，满族将军穆克德讷和柏贵都公开安抚民众——他们最害怕的是不法暴民会趁英国人入侵之机烧杀抢掠。[21]所以，在叶名琛被捕后，其他的中国文武大员都没有抵抗，一般说来，他们还帮助联军维持治安。

英、法主要关心的就是秩序。联军只有5000士兵，两名中国翻译，如果他们希望统治100万怀有敌意的、狂热的民众，就必须得到现政府的合作。[22]考虑过两个计划。其一，柏贵和穆克德讷可以返回各自的衙门，而联军只是把军队留在城里。其二，柏贵作为战俘到一艘英舰上，但仍可“巡抚”广州。最后，选择了一个折衷方案：柏贵将“以一种适于增加而非损害当局威望的方式”在他的衙门中就职；“在那个重要关头，城市的安宁甚至城市的生存，都有赖于这个当局”[23]。当然，私下会告诉他，所有他的行政决定都要得到联军的准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