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 叛乱与反动：地方主义的政治 （1850—1856）（第4/21页）

传说中对这些晚些时候的历史只字未提。但是，在某一方面，严密警戒的仪式，比那些关于三合会活动的枯燥的历史记载更富有启示。它的秘密性与中国家村生活的公开性形成鲜明的对照。[40]像围以高墙的衙门或是紫禁城，秘密社会也围着一层使人敬畏的礼仪外壳。在那个农业帝国的乡村范围内，三合会作为一个反对派，作为社会之中的一个政治机体存在着。不仅如此，秘密社会代表着一种人为的但却完整的又一社会制度。入会就是新生，就是进入一种新的永恒的关系。社会差别就会被废除，一个伟大的统一就会出现。

“我等谨遵天意，结为一体，立志推翻清朝，恢复明朝，以使天地之意志再次合一……今晚我等对天起誓，天下所有兄弟皆为同胞，如一父所生，一母所养，同祖同宗。”[41]这是任何力量也不能破坏的纽带。盟誓之后，每人饮血酒，然后学习辨认的特殊记号。[42]“如果我像亚七那样成为叛徒，就让我的头像这只白鸡的头一样被割下”[43]。这是真正的血缘的手足之情，一种人为的亲属关系，其作用与家庭相似。[44]

大家庭是中国理想的社会单位。通常，只有主干家庭在财政上是合适的。嫡长子以外的其他儿子必须组织自己的夫妻家庭，或者成为流动人口，这些人在孔子的社会理论中被视为“危险阶级”[45]。这些社会内部的无产阶级不自觉地有助于使任何微小的社会或经济危机变成一场灾难。[46]但是，他们的家庭主义理想是如此深厚，以至于在那些造反组织中也刻意地复制了亲缘关系，并以精心设计的认可仪式来保证这种人为的关系。申请入会的人必须先净身，然后穿上白衣服。白衣服象征着新人的纯洁，象征着反对黑暗势力的纯洁的明朝。[47]新生是全面的。入会者洗去旧世的尘埃，进入一个新时期。“用三江水洗去你们脸上清朝的污垢，将显出你们的真实面目，闭上你们的嘴。放弃你们清朝的服饰，那是奴役的象征，代之以穿明朝的衣衫”[48]。这是复兴主义，不是革命党，但却是革命者。[49]毕竟，三合会不仅要恢复明朝，他们还从康熙皇帝的那枚印得到了神赐的合法性。他们的叛乱总是有理由的。在特殊方面，地方官贪婪，滥用儒者的职权；在一般方面，则是因为朝廷违反了以君主制的典范明朝为代表的正统秩序。在秘密社会的思想与官方认可的儒家反对思想之间，唯一的区别在于前者的反满主义。但即使是这一点，也是传统的。南宋以降，民族优越论就一直是秘密社会的理论要素之一。南宋时，统治者坚持中原统治外夷的权力。[50]不论是女真、契丹、蒙古还是满族人，蛮夷都是纯正的汉人憎恨的目标。在广东尤其是这样。人们怎能忘记1650年对广州11个月的围城？怎能忘记当鞑靼军队终于用大炮攻破城门，他们狂怒的血腥野蛮报复杀死了10万余人？[51]这些普遍的记忆并未消逝。事实上，孙中山等反满的革命者认为，三合会思想的要素就是对清朝的仇恨。

迨至康熙之世，清朝已盛，而明朝之忠烈，亦死亡迨尽。二、三遗老，见大势已去，无可挽回，乃欲以民族主义之根苗，流传后代，故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结成团体，以待后有起者可借为资助也。[52]

但是，很难使人相信这种民族优越感代表了某种形式的“早期民族主义”。甚至在海外，秘密社团也分成敌对的方言集团，这就纵向地破坏了华人社会，并阻碍了民族主义的发展。他们在推翻满清后很长时间内还毫无意义地保持明朝的礼仪，说明民族优越主义和复兴主义是适应于另外的目标的。[53]

首先，赶走满族人可以使他们为自己人种的纯洁而骄傲、自尊。其次，复兴主义与“合理的永恒的土著保护主义”是一致的，它使人回顾旧日的好时光，那时官吏公正，粮食充裕，社会良好。[54]第三，使社会对本地上层阶级的愤恨转向了满族人。第四，在真正叛乱的年代里，复兴主义使三合会的首领们自称不同于一般的土匪，它赋予他们某种政治色彩。因为在华南，存在着三种水平的“叛乱”：盗、贼、真正的造反者。[55]

“盗”，特指乡村中集为小股随意抢掠的一伙，其人员是变动的。一个农民也许参加一次抢掠，下次就不参加了。偶然也为了一次临时抢掠而形成较大的联盟。干这种事的很少能认定是秘密社会的成员，因为在土匪与危险的、反叛的会匪之间是有明显区别的。如果说在理论上他们有任何共同点，那就是这些都是处在社会压迫之下的力量。[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