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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有些人認為興建大隆福寺以後,又增建御花園。最近還在造龍舟,以及用庫帑齋僧,糜費無度,這才是太過分。倪敬也同意了這個看法,於是會合同官盛昶、杜宥、黃讓、羅俊、汪法等五人上言:「府庫之財,不宜無故而予;游觀之事,不宜非時而行。前以齋僧,屢出帑金易米,不知櫛風沐雨之邊卒,趨事急公之貧民,又何以濟之?近聞造龍舟、作燕室,營繕日增,嬉遊不少,非所以養廉躬也。」
景泰帝看到這道奏疏,很不高興,交禮部議奏。胡濙說是出於忠愛之言,無可厚非。景泰帝便另想了一個懲罰的辦法,降旨給左都御史蕭維禎考察部屬,同時派興安授意,將倪敬等人,考列下等,逐出都察院。
蕭維禎長於斷獄,但不是有骨氣的人,當時便擬了一張名單,共計十六名御史,包括倪敬等人在,皆貶謫為未入流的典史。但是左副都御史徐有貞有意見。
徐有貞便是徐珵,他自從創議南遷,為于謙所呵斥以後,好久未得升遷,因而走首輔陳循的門路,送了他一條玉帶。陳循這時的本職是戶部尚書,正二品只能束犀帶,收到徐珵所贈的玉帶不久,進官從一品的少保,玉帶用得上了,因而屢次保薦徐珵。
其時景泰帝用人,都取決於于謙。他有個門生與徐珵友善,受徐珵之託,向老師說情,希望保薦他由翰林院編修,升為國子監祭酒。于謙答應了,但一經面奏,景泰帝問說:「是建議南遷的徐珵嗎?」
「是。」
「這個人怎麼能當國子監祭酒?他的心術不正,把國子監的太學生都教壞了。」
薦而不成,于謙認為心意已盡到了,不必向徐珵說明原因。陳循知道了這件事,便勸徐珵改名,否則永無升遷之望。這就是徐珵改名徐有貞的由來。
果然,改名不久,便升了官。景泰三年,黃河在山東決口,廷議時,大家認為應派徐有貞去料理,於是又升為左僉都御史,專責治河。徐有貞到了山東,在黃河交會的張秋,相度水勢,奏陳三策:第一置水門,亦就是建閘,調節水量;第二開支河,亦就是開引河,容納洪流;第三疏濬運河,使水道暢通。朝廷准如所議。
其時督運漕船的御史,要求先堵決口,以便通漕。景泰帝命徐有貞照辦,而徐有貞不從,他說:「山東臨清運河水淺,由來已久,並非因為決口未曾堵塞之故。如今堵塞了,明年春天還是會決口,徒勞無益。臣不敢邀近功。」景泰帝問于謙,于謙認為他的話有理,准如所言辦理。
於是徐有貞大集民伕,費了五百五十天的工夫,開了一道渠,名為「廣濟渠」;建了一道閘,名為「通源閘」;另外修治了九處堤堰,矯正了旁出不順的支流。景泰帝對徐有貞的印象,丕然一新,升任右副都御史。
他平時跟蕭維禎議事便不甚相合,這回考察部屬,認為有失公平,至少像倪敬這樣的人,當過山西、福建兩省的巡按御史,手握尚方寶劍,曾保有先斬後奏的權威,而居然貶為佐雜微員,實在有失體統,因而爭得很厲害。無奈蕭維禎是承旨辦理,爭亦是白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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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二月間杭皇后病歿,景泰帝越發鬱鬱寡歡,原來就很羸弱的身子,很快地顯得形銷骨立,未老先衰。這樣自春至秋,由秋入冬,便須經常宣召御醫入宮了。
於是憂國的老臣王直、胡濙聯袂往訪于謙於兵部──從土木之變以來,于謙發誓與也先不共戴天,以直廬為家。景泰帝賜第西華門,于謙固辭不受,其他所賜金銀袍服,雖不能辭,但亦不用,都包得好好的,上加題識,存貯在他那位於崇文門內裱禙胡同,僅蔽風雨的住宅中,逢年過節偶爾去看一看而已。
「廷益,」王直問道,「你可曾聽說,聖躬時有不豫?」
「不止於聽說。」于謙那雙經常仰視的「望刀眼」垂了下來,「我一個月總有兩次到三次被召進見,天顏一次比一次瘦削,頭髮已經花白了,實在是大可憂之事。」
「我跟源潔先生,正就因為有此大可憂之事,來跟你商量。自從去年杖斃鍾同以來,沒有人再敢提建儲二字。我想,我輩不言,再無人能言。廷益,你的意思如何?」
「我從兩公之後。」
「不,廷益,」胡濙接口,「你說話最有力量,請你領銜。」
「胡公,非是我意在推辭,朝廷禮制有關,自然該王公領銜。」
「這樣吧,」王直提議,「我們分別單銜上奏。為求於事有濟,請你先上,我跟源潔先生緊跟在後。」
「是!」于謙慨然承諾,「我今夜草疏,明日就上。」
「你預備如何措詞?」
「兩公看呢?」
「我看,」胡濙說道,「不必提復儲的字樣,只請早建東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