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由败转胜（第3/4页）

安森是佩皮斯和纳尔逊海军之间的重要纽带，这种纽带的关系不仅仅体现在其时间段的连接上。不同于后两者的是，作为舰队指挥官和伦敦行政长官，安森都堪当大任；正是他的一系列改革打下的基础，纳尔逊才得以高效地部署海军行动。

安森环球航行的经历让他开始质疑陆军在船上安插海陆作战队的权力。到1755年，海军陆战队员的招募、训练和任命的权力已经完全收归海军所有，至今如是。在成就背后，安森也非一帆风顺，他在人员安排上就稍显失败，最大的原因就在于他需要议会支持他的改革措施，所以在这些地方妥协了。当海军部1749年修订《战争条例》时，安森企图将官员半薪的条款添进条例中，后由于受到强烈反对，才无奈撤回。他还试图建立海员的半薪体制，领取半薪的海员需在紧急征召时回归舰队，如果成功，则能减轻征兵的压力，可惜一样无果。强制征兵政策始终是战时的主要征兵手段。

海军一向自视为自由的卫士，强制征兵无疑是记响亮的耳光。苏格兰哲学家、史学家大卫·休谟（DavidHume）就有言，人民有权利在“暴力和强夺”中受到保护，但强征海员显然是个例外：“这一非法行径得到了国王的默许。”由于没能废除或以他法取代征召制度，安森转而将工作重心放在了提高现行制度的改革之上。过去，有组织的征召主要集中在英格兰的东部和南部地区，安森扩大了征召范围，任命国王的上校专事征召，前往不列颠各大港口，还派出被称为“征兵船”的小船作为辅助，入伍奖金如旧，但鲜有人志愿入伍。相反，军队想尽办法，连内陆的男子、男孩都成为其征召目标。1756年成立的英国海事学会（MarineSociety）就征召年少的孤儿入伍，并赋予极为基础的海军训练。偶尔，海军也接受外国人志愿入伍，特殊情况下战犯也能列队参战。某些城市被要求给志愿入伍的士兵额外的奖励。放债人和走私犯一旦被抓，只要体魄尚可，就不会被投入监狱，而是以充军代罚。

因为国王越来越多地承担起保卫的职责，因而强征商船水手入伍的现象大为减少。然后在“詹金斯耳之战”中，由于主战场在西印度群岛，热病肆虐，海军人手短缺，才又大规模强征商船水手入伍打仗。为此，不少商船海员对海军又恨又惧。年轻的威廉姆·斯帕文（WilliamSpavens）恰是个例外，他于1756年在赫尔（Hull）被强征推上被称为“浮游监狱”的征兵船，在海上漂了一个月才加入大部队，登上70门火炮船“格洛斯特”号（Gloucester）。对他而言，船上的生活已经有了很大改进，后来，他写道：“从很多方面来看，服兵役都是不错的选择。首先，如若商船失事，船员、官员就会因此失去经济来源……其次，军船上的食物供给在质量和数量上都优于商船。”27在和平时期，商船和海军给水手的工资差距并不大，可到战时，商船的工资就会上涨3到4倍，而被强征的海员就无此财运了。而且航程的结束并不代表海军水手工作的终结，他们会被“移”到下一艘要出航的船上，没有人顾及他们的意愿和感受，这也是最为水手诟病和痛恨的地方。在安森的时代，本有机会推行的改革却错失了良机。随着海军在随后几十年中的不断扩军，水手的境遇只会越发糟糕。强征制度甚至对英国的语言造成了深刻的影响。最初“gang”这个词指的仅是一支执行特定任务的海员小队；但如今，这词显然涵盖暴力、罪恶的贬义。“Press”的意思有很多，其中的一条是强迫别人做他不愿意做的事，“pressgang”则要用在更为强硬的语境下。

老威廉·皮特（WilliamPitttheElder）曾是在野党中的激进分子，他于1756年当选首相，次年被迫离职，在群众的呼吁下，又恢复原职。正当这个国家要将拜恩抛诸脑后之时，是皮特一人的眼界和谋略为英国赢得了战争。1756年安森也卸任国务卿一职，又在海军部重拾威望，成为第一海务大臣。皮特和安森这一组合已经准备在世界范围里大展拳脚了。他们的政策激进有力，虽然在实施的早期效果喜忧参半，两次试图清剿圣马洛港的布列塔尼海盗行动失败，局势也曾一度危急，幸好1757~1758年间胜利喜讯不断。在印度，英国的封锁政策让英国东印度公司得以赶超法国，成为当地一枝独秀。查尔斯·华生（SirCharlesWaston）上校也派遣罗伯特·克里夫（RobertClive）于1757年6月将东印度公司的军队从孟买转移到加尔各答（Calcutta），这才赢得1757年6月普拉西（Plassey）之战的伟大胜利。英国又于1758年占领了西非的达喀尔（Dakar），确保了通往东方航线的安全。同年，英军还收获了路易斯堡的要塞，由此扫清了通往加拿大至劳伦斯河的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