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在新纳粹种族国家的犹太人，1933—1939（第3/29页）

依然拒绝纳粹化的普鲁士学院的院士，结果被内阁法令免职。到1933年末，1932年学院文学部半数以上的成员遭到驱逐。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学院的其他部门。德国画家的前辈、学院荣誉院长马克斯· 利伯曼1933年5月7日辞职，两年后在纳粹德国悄无声息地去世。他的遗孀在1943年3月自杀，而非面对向东方的放逐。所有领域的一流天才不断地遭到放逐，从而终止了作为魏玛文化标志的德国人和犹太人共同作出贡献的状态。阿诺德· 勋伯格在1933年10月来到美国，阿诺德· 茨威格被纳粹取消了国籍，他前往巴勒斯坦，同时他的哥哥斯特凡逃亡了巴西，斯特凡和妻子在那里一道自杀。特奥多尔· 莱辛逃往捷克斯洛伐克。纳粹杀手在那里跟踪到了他，并把他杀害。库尔特· 图霍尔斯基1935年在一家瑞典的饭店吞食了毒药。恩斯特· 托勒在一家纽约的饭店上吊自尽。自杀夺去了其他著名的犹太人的生命：恩斯特· 魏斯、瓦尔特· 哈森克维尔、瓦尔特· 本雅明、卡尔· 爱因斯坦、阿尔弗雷德· 沃尔芬施泰因，等等。埃里希· 穆萨姆和卡尔· 奥西茨基在纳粹集中营受到了可怕的折磨，最后被杀害。然而，许多其他人带着魏玛的精神来到国外，在那里继续着流亡的生活。

1933年5月10日，戈培尔鼓动了一个令人厌恶的、永远是德国文化记载中一个污点的事件——焚烧政治上不正确的图书。诗人海因里希· 海涅曾经预言性地认为，从焚书到烧人仅有一步之遥。这一特别的“清洗行动”由德国学生联合会执行。它的目标是从图书馆和书店清除非德国人的或者外国人的尤其是犹太人的作品。5月10日，德国所有的大学举行集会，学生、教授、纳粹党的官员在集会期间争先恐后地表示对纳粹政治正确性的敬意。戈培尔调动了整个通讯机构垄断地记录了这一对后代来说可耻的事件。柏林焚书是宣传主管亲自发动的，他大声疾呼，将这一事件合理化：

同学们、德国的男人和女人！极端的犹太人的知识状态现在已经结束，德国革命的成功再次给予德国精神以正道……你们做了一件正确的事情，在深夜把过去邪恶的精神付诸火焰。这是一件有力的、伟大的、象征性的行动，这一行动在整个世界面前见证了这样一个事实：“十一月共和国”已经消失。从灰烬中将升起带有新的精神的凤凰……过去正在我们心中的烈焰中倒下……我们的誓言将被这些烈焰点燃，我们一再欢呼帝国、民族、我们的元首。

实际发生的焚书伴随着党卫队和冲锋队的小分队演奏进行曲和民族歌曲，把这一事件推向高潮。九名学生代表被分发了属于九个类别的图书，他们将这些名声败坏的图书丢进火里，同时发出诅咒的言语：

第一个学生：

为了民族共同体和理想主义反对阶级斗争和唯物主义！我把马克思和考茨基的书扔进火里。

第二个学生：

反对颓废和道德的腐败。为了家庭和国家的纪律和道德！我把亨利希· 曼、恩斯特· 格勒泽尔、埃里希· 卡斯特纳的书扔进火里。

第三个学生：

反对政治的不负责和政治的背叛。为了民族和国家！我把和平主义者弗里德里希· 威廉· 福尔斯特的书扔进火里。

第四个学生：

反对夸大建立在对心理毁灭性分析基础上的无意识冲动。为了人类灵魂的高贵！我把西格蒙德· 弗洛伊德的书扔进火里。

第五个学生：

反对歪曲我们的历史，诋毁我们的伟人。为了尊重我们的历史！我把埃米尔· 路德维希和维尔纳· 黑格曼的书扔进火里。

第六个学生：

反对非德国的、犹太民主一类的新闻业。为了在民族的重建工作中负责任的合作！我把特奥多尔· 沃尔夫和格奥尔格· 伯恩哈特的书扔进火里。

第七个学生：

反对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士兵的文学背叛。为了以真实的精神教育人民！我把埃里希· 玛丽亚· 雷马克的书扔进火里。

第八个学生：

反对自以为是地贬低我们德国语言。为了培育我们这个民族最宝贵财富。我把阿尔弗雷德· 克尔的书扔进火里。

第九个学生：

反对鲁莽和专横。为了敬畏和尊重我们不朽的德国民族精神！火焰吞没图霍尔斯基和奥西茨基的书吧。

同时，戈培尔和罗森贝格组织了对犹太知识分子、科学家、艺术家、作家、音乐家的攻击，其他纳粹领导人和机构也参与到减少所谓的犹太人对德国人生活和文化的有害影响。在大街的层次上，这些对犹太人的攻击通常是由冲锋队领导层煽动，并由其政治步兵冲锋队队员执行，他们是一些粗暴的、穿着褐衫的人，控制着大多数的德国的城市街道。根据迈克尔· 卡特的观点，交互影响的模式在个人的首创、半合法的野蛮行为、政府的立法之间波动，这是从1933年1月30日到1935年9月，从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到《纽伦堡种族法》颁布这段时间的典型特征。大多数野蛮的行为受到冲锋队的激发，出现在德国城镇和乡村。正如卡特指出的，冲锋队由大约200万年轻的德国人组成，年龄在十七岁以上，大约占全部男性人口的10％。因为冲锋队培育了对犹太人残忍的仇恨，并且将这一仇恨灌输到它的成员当中，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到1933年夏季，10％的成年人受到反犹太人偏见的强烈感染。假如我们把这些反犹太人的人数和纳粹党的其他成员相加——1933年党员数量超过100万——那么，暴力的犹太恐惧症患者的数量可能会更高。另外，因为德国民众传统上先天就有宗教形态的或大众歧视的反犹太人偏见，因此当冲锋队侵扰、羞辱，或者在身体上攻击犹太人时，德国人总体上来说并没有表示愤慨也就无需过于惊讶了。当然，这并非必然意味着旁观者都充满了对犹太人的暴力仇恨。一些可能有，一些可能没有。除了反犹太人的偏见，他们的被动性可以归因于对在一个不宽容对立面的极权主义国家中遭到逮捕这一可以理解的恐惧。毫无疑问，这也可以归因于德国公共生活中匮乏公民不同意的传统，归因于许多德国人对任何穿制服的人的尊敬，甚至敬仰。因此，穿着制服的褐衫队员的行为得到德国大多数人广泛的宽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