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纳粹的种族国家（第5/14页）

正如贝诺· 穆勒—希尔所言，纳粹的种族信仰在几个基本的议题中可以得到归纳：“人类的多样性有着生物学的基础；一些东西使得犹太人成为犹太人，吉卜赛人成为吉卜赛人，反社会的人成为反社会的人，精神失常的人成为精神失常的人，这些东西存在于他们的血统当中，也就是说存在于他们的血液当中。”穆勒—希尔对“杀戮科学”研究的著作，以及几本最近对德国医生卷入纳粹事业的研究著作，都记录了这样一个事实：德国医学界热情支持提高德国人民种族质量的纳粹种族主义的愿景。正如前面所示，这一种族的信仰从19世纪开始就得到了拥护。那时，各种种族的思想家发出了尖锐的警告：德国，确实还有整个欧洲，正在被太多次等的人种在生物学的意义上所退化，这些人种正在以远超优等种族的速度繁衍自己的同类。尽管早期的种族卫生学家在纳粹理解的意义上算不上种族主义者，他们也不支持通常的政治意识形态，但是他们政治上明确地倾向于民族主义的右翼。在他们的团体中可以发现一些著名的人物，比如德国主要的种族著作的出版商弗里德里希· 莱曼，德国种族科学的奠基者阿尔弗雷德· 普罗茨，著名的生物学家弗里茨· 兰茨、欧根· 费舍尔、赫尔曼· 马克曼、奥特马尔· 冯· 费许尔。他们最著名的知识或者科学的中心是威廉大帝人类学、人类基因和遗传学学院，院长是欧根· 费舍尔，他宣称自己热情地信奉将德国人在种族上完美化。

纳粹分子将自己嫁接到现存的种族卫生学的信条上，通过政治手段推进这一学术的目标。用希特勒的副手鲁道夫· 赫斯的话来说，国家社会主义从根本上就是“运用性的种族科学”。这解释了为何纳粹分子指望学术界，尤其是医学界支持他们将其意识形态的信仰转化为科学的事实。因此，当纳粹分子控制了权力的工具，他们就立刻将医学和药学的专家协调起来，根据领导层的原则将他们按照等级制组织起来。他们挑选了格哈德· 瓦格纳作为帝国医生联盟的领导人，他是绝育、安乐死，以及禁止杂混的种族法的坚定主张者。瓦格纳发动医学界重新确定德国医学的目标，将医生和病人之间典型的一对一的关系变为建立在种族卫生学基础之上的以社会定位的计划。医学期刊也进行了协调，希望反映新的意识形态的定位。《目标和道路》成为了所有医学期刊意识形态的标准，以及纳粹种族政策的喉舌。

1933年，瓦尔特· 格罗斯博士建立了新的种族办公室，其名称叫人口政治和种族卫生学公共启蒙办公室，1934年5月1日，又被重新命名为种族政治办公室。在整个第三帝国时期，这个办公室都由格罗斯负责，成为最重要的种族机构之一，因为它系统制定了种族计划和法律——著名的是《纽伦堡种族法》，并签发在纳粹党就职必须具有的祖先证明书。另外，格罗斯的办公室引导了各种宣传战役，以便提高公众对严格的种族控制的需要。种族政治办公室也出版了通俗的杂志《新人民》，以及内部的信息期刊《信息服务》，这部期刊的目的是使医学从业者保持与种族卫生学领域中最新的医学发展同步。对于第三帝国来说，这个种族办公室的重要性可以被其十足有力的宣传行动所估量。根据罗伯特· 普罗克特的观点，这个办公室仅存在了四年之后，就发起了6.4万场公共聚会，数千场大约有4000名党员参加的“八日大会”。它也试图用3600名员工和一份每期发行30万份、有着巨大发行量的期刊来打造公共舆论。

1933年6月28日，内务部部长威廉· 弗里克建立了人口和种族政策专家委员会，它由第三帝国最重要的种族主义者组成，其中包括党卫队首领海因里希· 希姆莱、农业部长瓦尔特· 达里、帝国医学界领导人瓦格纳。委员会也包括最著名的学者，比如弗里茨· 兰茨、阿尔弗雷德· 普罗茨，还有重要的内阁官员，比如帝国统计办公室主任弗里德里希· 伯格多费尔、内务部公共健康部门的负责人阿图尔· 居特。尽管这个委员会没有成为种族政策实施的主要机构，但是它是起草种族立法的重要催化剂，最著名的是1933年7月14日生效的绝育法的制定。这个新的种族法被命名为《遗传疾病后代终止法》，它规定根据基因健康法庭的意见，假如个人患有某种特定的遗传疾病，他可以被实施绝育。但是，基因疾病的范畴非常广泛，在科学上也是含糊其辞的，以致许多人都可能被绝育，除非完全健康。九类“疾病”是有清单的：先天低能、精神分裂症、躁狂抑郁症、遗传性癫痫症、亨廷顿舞蹈病、遗传性失明、耳聋、严重身体畸形，最后附加的是慢性酒精中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