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德国人和犹太人，1700—1871（第5/14页）

拉赫尔的一生和斗争是有教养的犹太人的象征，他们在自己的宗教中越来越不能发现灵感，为了对意义和身份有新的认识而转向德国文化。作为浪漫主义运动，以及这一运动对感情和激情强调的结果，这变得尤其真实。正如先前所提及的，德国启蒙运动主要被限制在少数知识分子当中，在方向上保持着远离政治、小心翼翼和形而上的特点。德国的启蒙思想家没有像法国和英国的启蒙思想家那样，形成对王权专制主义抵抗的意识形态；他们的伦理思考依然根植于前资本主义的假设，即谴责过度的风险和利润，反对积极的政治参与。德国的启蒙运动设定了人性和自我培育高贵的哲学理想，但是它把这一理想设想为在纯粹美学和精神的领域个人自我提高的典范，忽视同时改变理想实现的前提——政治体制——的重要性。另外，德国的启蒙运动没有产生和法国或英国一样强大的公民权利传统。德国的政治和法律理论强调个人相对于国家的责任，而不是保护个人的自由。由于德国的思想家对自由思想采取深入沉思的态度，因此他们倾向于以路德宗的角度视自由为个人良心的自由，视自由为自我发现的精神历程，与外部的政治权威没有什么关系，而这个权威是要严格服从的。

但是，从集体的意义上来说，德国人越来越认识到他们的政治软弱，以及在文化和政治上对外部强国过度的依赖性，尤其是法国。正如上面所提及的，三十年战争不仅仅在经济上摧毁了德国，而且造成了深刻的心理创伤，让德国的文化生活一个多世纪来出血不止。在重建被毁灭的文化景象的工作中，德国的启蒙思想家最初视法国为典范，他们听从了腓特烈大帝的偏见，即好的文化和法国文化是同义词。在德国的文学教师约翰· 克里斯托弗· 戈特舍德（1700—1766）的著作《诗的批评艺术》中，他建议遵守严格的法国古典主义范式，使这种范式成为法律：“希腊人对罗马人是什么，法国人对德国人就是什么。”同时发生的拿来主义还发生在哲学领域，整个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是跟随笛卡尔的理性主义哲学，而非英国的经验主义哲学。直到18世纪中叶，有着自我意识的莱辛依然说：“相比于法国人，德国人依然是野蛮人，而且比最野蛮的祖先还野蛮。”这样的文化落后性的表露被恶毒的评论家——比如法国的评论家雅各布· 莫维隆——也顺便强化了，他嘲讽德国人，并且挑衅他们举出一位有创造天才、拥有世界声誉的德国人。当然，他顺带忘记了莱布尼茨，不过德国人很快就证明他错了。他们发动了一系列伟大的运动：从狂飙突进、浪漫主义，到哲学的唯心主义；他们还创造了伟大的音乐传统，包括巴赫、汉德尔、海顿、莫扎特、贝多芬。事实上，莱辛和门德尔松的这一代也没有什么可以羞愧的，因为他们提供了未来几代建立其上的知识基础。

然而，事实不容否定，德国人试图明确他们独特的文化风格，同时并不反对外来文化，尤其是法国文化。德国伟大的知识发酵，事实上是与法国大革命以及作为革命基础的启蒙思想同时发生的。法国大革命挑战德国人去正视他们自己的身份，以及他们对自己的民族性的认识。最初，有教养的德国人热情地回应自由、平等、博爱的呼唤，种植自由之树，挑战自己的权力机构作出自由的让步，但是当法国革命党人将他们的民族带入暴力的造反当中，并利用自由的口号作为帝国主义扩张的借口之时，疑虑逐步产生了。拿破仑对德国的征服，使有思想的德国人直面他们民族的虚弱。尽管拿破仑声言要创制一个建立在启蒙运动世界主义理想基础上的欧洲合众国，但是他实际的侵略行为证明的是另外一件事。拿破仑刺耳地主张民族主义的霸权，从而也释放或重新点燃了古老的部落意识。这在德国尤其真实，那里掀起了民族主义狂热的波澜，直面拿破仑的征服和对欧洲的统治。

德国人对法国人统治的反对是双重的：第一是促进了主要由普鲁士带头的针对拿破仑的民族主义起义，第二是发动了一场知识的反革命，自从前浪漫主义的狂飙突进时期（1770—1785）就已经启动。狂飙突进运动所抵抗的正是法国大革命所依赖的理想——理性、全人类的博爱、人的民主权利等启蒙思想。这一反革命是一场浪漫主义运动，有着各种表现形式，极其复杂。正如雅克· 巴赞很久以前所评论的：浪漫主义显示出既反复出现又独一无二的短暂特性，因为它表现了人类一代又一代重现的特点或需求，同时也具有特殊的短暂关联，正如它发生的1770年至1830年间通常被历史学家贴上浪漫主义时代的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