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战徐州（1938年3月~1938年6月） 坂本，别走（第3/5页）

李宗岱从背后抽出大砍刀，跟一名队员对了下眼神，后者心领神会，两人一块数道：“一，二，三！”

话音刚落，他们就已冲了上去，就在其中一名日军转身时，李宗岱的刀已经落了下来，那个鬼子的半边肩膀被砍了下来；另一个鬼子听到惨叫时，李宗岱的同伴已经把刀捅进他的肚子。但那鬼子似乎还想反抗，李宗岱的同伴咆哮着往前顶，直到鬼子死死地钉在坡壁上。李宗岱对倒在地上的鬼子补了一刀，抬头时，发现又冲过来4个戴着钢盔的鬼子，前面两个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后面两个正在装刺刀。

此时其他敢死队员也上来了，李宗岱带人飞扑眼前的日军。

日军是蚁集的动物，又是负隅顽抗的动物，意思是说：在一个场景里，当其人数居多时，他们不会怕什么；虽然人数少，但却非近身战斗，他们也不怕。可一旦他们人数少，而且又是近身格斗时，他们的恐惧心理就会成倍放大。所以当李宗岱带敢死队员扑向他们时，那几个鬼子立马含糊了，竟转身朝旁边的阵地逃去。

落在最后面的一个，被追得最快的敢死队员一刀砍在后背上，栽倒在地。

李宗岱带人顺势突入日军阵地。肉搏中，日军搞不明白来了多少中国军队，一时间无心恋战，向后退下去。

在葛沟，日军攻了8次，最后都被打了回去。

李宗岱因功提升上尉连长，连获两枚血染的勋章，但他的连最后只剩下了29名士兵。

庞军团的顽强抵抗不但叫日军吃惊，也让李宗仁多少有点意外。他有把握叫庞炳勋不耍滑头，但庞部到底能支撑几天他实在不晓得。而现在庞炳勋给了他一个惊喜。惊喜是惊喜，部队伤亡也确实惨重，庞炳勋最后不得不向李宗仁求援。

电话是战区参谋长徐祖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3期，江苏昆山人）接的，问：“你还有多少预备队？”

炮弹爆炸声不时响起，庞炳勋怕那边听不清楚，于是扯着嗓子喊：“前两天还有个补充团，现在也已经顶上去了，我手里已经没人了，连警卫连都到诸葛城增援了。再往一线顶的话，只有我自己拎着枪去啦！”

徐祖贻说：“庞军团长！你不要担心，李长官心里有数，在你来电话前，援兵就已经派出去了，天黑前必到临沂，这半天你一定稳住正面，一定要顶住！”

庞炳勋问：“哪支部队过来？”

李宗仁的这个战区参谋长，是那个年代最出色的参谋人才之一，早年于东北军任职，后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进修，军事素养极佳。为人精明干练如他，此时却有些闪烁其词，但军情紧迫，不容扯淡，只好如实相告：“59军。”

作为第59军军长的张自忠，已经从公众视野里淡出半年多了。他本来率部驻在河南，归第1战区节制，津浦线危急后，军委会将其编入第5战区，经归德来到徐州。

见过李宗仁后，张自忠一度奉命驰援正在淮北跟第13师团打的于学忠，但后来由于淮河之围暂解，张自忠又率部北往。过津浦线上的一个小站时，看到冒死工作的铁路职工，张大为感慨。

在小站，有集会的各界人士，张自忠受邀演讲，谈对时局的看法。其间，有人这样问：“张将军！去岁‘七七事变’，我们看当时报纸有消息称，日本人有个命令，就是只打冯治安的部队，不打您的部队，而且您也曾访问过日本，对此您现在有什么解释呢？”

张自忠说：“对兄弟过去做的一些事，国人不谅解我，骂我是汉奸，这是兄弟终身所痛心的一个污点，只有留待用事实来洗雪，所以我现在是无话可说的。”

在徐州，得闻兖州被日军围攻，李宗仁又命张自忠驰援兖州，3月12日傍晚到滕县下火车后，得知兖州已失。正在这时候，又接徐祖贻来电，说庞炳勋所守的临沂处于危急中。张自忠苦笑。怕什么，来什么。

1930年中原大战时，庞率军反戈，弃冯玉祥而投蒋介石，并就近袭击了张自忠的部队，一颗炮弹砸下去，张差点被炸死。多日前，在徐州，张自忠跟徐祖贻闲聊时曾说：“作为戴罪之人，自忠各战场皆可一死，但我不愿与庞炳勋在同一战场作战，更不愿受其节制。”

后计划调张自忠部驰援临沂时，徐祖贻是非常担心的。但李宗仁叫他不必忧虑，说：“我与北方将领不太熟，唯独这张自忠倒是有些交情。”

原来，去年的时候，张自忠从北平潜行到南京后，媒体皆喊杀汉奸，军委会中也有人建议设立军事法庭对张进行三堂会审。张自忠无言以对。后李宗仁到南京开会，颇闻张之名，于是倾情相邀，张羞愧不至，经再三邀请，才拜见李，按李宗仁的说法，张甚至不敢抬头。李见张终是忠诚老实之人，便在开会之余给蒋介石说了张的情况，蒋本意也不想制裁张，说：“好吧！让他回去，到第1战区做军长，戴罪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