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一九三八年（1937年12月~1938年3月） 迷失东京

前面说过，南京战前后，纳粹德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派驻华大使陶德曼调停中日战争。日本为此开出停战条件，但最终被蒋介石拒绝。希特勒有点窘，随后叫陶德曼继续调停。其实，德国人所谓的调停，就是互相传话，所起到的仅仅是个传声筒的作用。

南京陷落后，东京又拿出一个更苛刻的“和平方案”。

第一就是叫国民政府承认所谓的满洲国；第二是中国放弃抗日政策；第三是在华北和内蒙古设立非武装区；第四是华北特殊化（建立一个“更自主”的政权）；第五是内蒙古自治；第六是共同防共；第七是在华东设立非武装地带，上海由中日共同维护治安；第八是“中日满”经济提携，签订经贸矿产等方面的协议；还有最后一条，那就是向日本赔款。

中国何以答应？

但日本人在等消息，而且很认真地等。这是日本人的特点。他们给出的最后期限是1938年1月15日。

最后期限到达前4天，东京开了个御前会议，参加者除昭和天皇外，还有陆军参谋本部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海军军令部长伏见宫博恭亲王、陆军大臣杉山元大将、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大将、外务大臣广田弘毅、内务大臣末次信正、枢密院议长平沼骐一郎。

首相近卫文麿没参加，因为正赶上生病，但天皇急着开，所以没等他。

会上表现得最抢眼的倒不是军部的人，而是内务大臣末次信正。此人来自海军，入阁前曾担任联合舰队司令官。

这个会几乎成了末次一个人在天皇面前的演说。

在末次的鼓动下，会议最终提出：在中国“幡然悔悟”的前提下（接受“和平方案”），重新开启两国谈判的渠道；但如果中国不来求和，东京就将扶植一个新政权，不再以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

1月15日到了，中国没理睬日本。

当天上午9点半，东京召开紧急会议。

这一次近卫首相出席了，少言寡语的他似乎已确信自己决断的脆弱性了，正如他一度想跟国民政府谈判，但派出的特使却被军部的人抓回了东京。他这个首相能干点什么呢？

外相广田觉得，这事本应该中国向日本求和，现在搞得像日本求着中国讲和似的，所以他附和末次信正，要求政府不再接触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将其彻底甩在一边。

军部则认为：还可以再等等。

讲话的是求稳的陆军参谋本部次长多田骏。

总长载仁亲王则在没话找话，问：“我们的方案有很多条，能不能保证一条条传达到中国那边呢？”

近卫首相一言不发。这不是第一次了。没人知道他在想什么。

多田认为，现在否认蒋介石政权的存在是愚蠢的。因为那样的话，只会继续把蒋介石政权放在日本的对立面。跟石原莞尔一样，他希望尽快结束战争，同样认为日本首当其冲的战备任务是对付苏联，至少陆军看来是这样。在会上，他提出一个问号：开战之初提出的“膺惩南京政府”到底是什么意思？

多田继而问陆军大臣杉山：“‘膺惩’到底要达到一个什么目标？仅仅叫中国屈服吗？如果中国不屈服，怎么办？当时有没有人想过？把战争一直打下去吗？一直打到中国屈服吗？这次战争的目的就是要中国屈服吗？”

多田几乎快说上绕口令了。

开会的人互相观望，没人能回答出来。

在那个年代，日本的决断，不是来自于一个如希特勒那样的独裁者，也不是来自内阁，而是既有内阁因素，更有军部因素。比如，后来接替广田上任的新外相宇垣一成（当年一直没做上首相的那位）一上台就说一定要想办法结束中日战争，只要有第三国调停，日本就会考虑方案。但宇垣说了没两天，升任陆军大臣的板垣征四郎就说：调停？别开玩笑了，日本不会停战，也不会接受任何调停，一定要继续打下去，直到把中国打得起不来。这是板垣的原话。

而军部因素又分陆军因素和海军因素，更要命的是即使在陆军内部，参谋本部和陆军省的观点又不一样，更别指望东京机关和一线日军的观点一致了。

在会上，多田灵机一动，提出个新方案：我们是不是可以抛开德国人，直接找中国驻日大使许世英，再深度探询一下国民政府的意思？

没什么人应和他。

广田外相和末次内相都强硬地认为，必须立即终止跟国民政府的交涉。

广田质问多田：“以我的外交经验，现在的中国是没有诚意的！阁下是否不信任作为外相的我呢？”

多田还没回答，海军大臣米内光政起身说：“政府是信赖外相的。如果陆军不信任外相，那就是不信任内阁，那么内阁只能全体辞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