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一九三八年（1937年12月~1938年3月） 武汉的春天

1938年的春天终于来了，武汉三镇景色明媚，但风中有不安的消息。

半年前，北平出事后一周，蒋介石曾给不知所措且抱侥幸心理的宋哲元发了一份电报：“卢案（指卢沟桥事件）必不能和平解决，无论我方允其任何条件，而其目的则在以冀、察为不驻兵区域，与区内组织用人皆得其同意，造成第二冀东。若不能做到此步，则彼必得寸进尺，绝无已时。中央已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宁为玉碎，勿为瓦全，以保持我国家之人格。”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是古老中国的说法，当蒋介石说出这一番话时，证明他确实失去了与日本周旋的耐心，因为他无法判定日本下一步又要闹出什么事。正如上海战期间陈诚赴任前敌总指挥时跟蒋说的一席话：“东京的内阁不能约束军部，这已经导致变局随时可以出现，而军部本身又没法约束其激烈分子……”

开战半年来，在日军强悍的战力下，孤军作战的中国，就真的存在了一个玉碎的可能。

开战四个月后，也就是淞沪会战结束时，当何应钦把一份中国军队伤亡的数据单拿给蒋介石时，后者眼前一黑：河北方面的第1战区死伤72000多人，山西方面的第2战区死伤37000多人，上海方面的第3战区死伤187200多人。

仅仅四个月伤亡就如此之大，一年过后呢？两年过后呢？五年、八年过后呢？

最要命的是此时国际形势绝难判断，中国必须要有长期孤独抗战的准备。在欧洲，德国已经开始伸懒腰，意欲一雪凡尔赛和约之耻的希特勒的扩军备战已经公开化。英国和法国在提心吊胆中自顾不暇，对远东的中日战事毫无兴趣。至于美国，也仅仅是在道义上站在中国一边。而且，作为战略物资的石油和钢铁仍在向日本出口（1940年9月开始对日禁运废钢铁，直到转年8月，才实施包括石油在内的全面禁运）。此时唯一给中国军事援助的是从自身利益考虑的苏联。至于跟中国一度关系密切的德国，并不想为中国开罪于日本，从中国撤走军事顾问和断绝军火往来是迟早的事。

所以说，多少年后人们可以讲“坚持抗战8年就可以了”，但在1938年的春天，是没有人知道这场战争到底要打多少年的。所以，在接见苏联志愿航空队的飞行员时，面对一人的提问，蒋介石的回答只能是“日本必将失败”。

武汉的花已经开了，很多国人在这个春天还看不清前方有什么样的景致，一切都充满不确定性，正如那个英国人在《双城记》的开头所言：“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有着各样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

在一切都很模糊的情况下，幸好中国这边有“通过空间换时间”这样一个持久战的定策。

这一年春天，延安的毛泽东发表了《论持久战》。国共双方高层都认识到持久战的重要性，这是中国的希望所在。正如陈诚说的那样，如果没有这个战略的话，只能是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顶多在南京失陷之后，我们早就签订城下之盟了，哪里还有什么同盟国之可言？”

蒋介石的性格特质在此时也确实起到了作用。“优点是意志坚定”，在“忍辱负重”方面超于常人。这是多少年后张发奎对蒋介石的评价。淞沪落败，南京又陷，虽然很多人从没有过屈服的想法，但毕竟局面叫人沮丧，一些人也确实动摇了。为此，蒋介石说了这样一句话：“今日最危之点，在停战言和耳。”对蒋来说，除了坚持抗战外，能做的就是等待国际风云的变化。在德国和日本都在壮大的情况下，美国和英国以及苏联会怎么应对？珞珈山下的蒋介石大约相信，一定会出现一个让人惊异的变局，虽然他不知道这个变局什么时候出现。

这一年的春天，武汉已经成为中国首席焦点城市。

从地图上看，武汉居于中国的心脏部位，靠着浩瀚的长江，京汉线和粤汉线又在这里衔接，是当时中国无可争辩的陆路和水路交通枢纽。

作为辛亥首义之地，武汉三镇在1911年秋天的怒起，引发了全国性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摧毁了满清王朝的统治，中华民国得以建立。1927年，国民政府从广州迁到武汉，将这里作为正式的首都，虽然只有5个月，但已说明这座城市在民国政治地理上的重要性。

虽然1937年10月国民政府就作出迁都重庆的决议，但到1938年春天，除政府主席林森已坐镇重庆外，更多的机关实际上都聚集在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就不用说了，行政院、司法部、交通部、实业部、资源委员会……此时的武汉实际上已经成为国民政府的临时首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