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一九三八年（1937年12月~1938年3月） 武汉的春天（第2/4页）

这几个月，中国的机关、实业、物资、人才向大后方的转移一直没有间断。

如果说故宫国宝的转移是其一，那么另外最引人注目的大转移，就是教育人才资源的转移了。中央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已迁到重庆；燕京大学、金陵大学、同济大学、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则迁到成都的李庄；浙江大学迁到了贵州遵义，北洋工学院（天津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迁到了西安；武汉大学迁到四川乐山……

不仅人在迁移，动物也迁移。当时，中央大学农学院有一批从国外进口的畜类和禽类，是上课时需要用的研究对象，为了把它们转移到四川大后方，学院的教职员工护送着这批鸡、鸭、兔、羊、猪、牛开始了一次艰难而奇异的旅行。当校长罗家伦在重庆看到这批动物时，一时间百感交集：“……就像看到了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一样。当我和这些南京‘故人’异地重逢时，心中一面喜悦，一面引起了国难家仇的无限感慨，不禁热泪夺眶而出了。”

当然，最著名的迁移，还是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三家。早在1937年11月，三家就合建了长沙临时大学。为安全起见，也让这批教授、学生有安全安静的研究和读书环境，政府叫他们再迁云南昆明。就这样，三所大学分几路赴滇。其中一路在黄师岳将军的率领下，师生们组成“湘黔滇旅行团”，一千多人徒步从湖南跋山涉水，经贵州到云南，在那里组成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倭虏，复神京，还燕碣。

这是西南联大的校歌。

从1937年秋冬，政府机关向武汉转移，到1938年春天政要贤达、各界名人云集而来，一时间，武汉三镇成为1938年中国抗战气氛最浓厚的城市。中共中央派出的代表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人也来到武汉，参加抗战会议，商讨相关事宜。1938年春八路军在平汉线、同蒲线、正太线上开展的破袭战，已叫日军吃了不少苦头，配合了正面战场的抗战。后来打武汉会战，日军放弃顺着平汉线推进的计划，当然跟花园口黄河决堤有关，但另一个原因就是日本人所说的华北的“治安问题”。这里的“治安问题”，指的就是八路军在敌后的不断袭击。

针对战局变化，军委会重新划分了战区：

第1战区，司令长官程潜，在河南平汉线和陇海线中段作战；

第2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在山西作战；

第3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在长江以南的安徽、江苏和浙江作战；

第4战区，司令长官何应钦，在广西和广东作战。何应钦挂名，实际由余汉谋负责；

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在山东和苏北津浦线、陇海线东段作战；

第6战区和第7战区撤销，同时在甘肃、宁夏、青海、绥远增设第8战区，司令长官由蒋介石兼任，实际由朱绍良负责。

新战区建立之日，蒋介石致电各省政府主席及战区司令长官：“凡战区内或邻近战区地方之县长、专员及其他负有地方责任之官长，一律不准擅离治区，不得托故先离县城，如有擅自先退者，一律按军法惩处！”

此时从上海和南京撤下来的部队都处于紧张的兵力补充和训练中。

在武器弹药方面，蒋介石一方面叫兵工署加大“中正式”（德国图纸）步枪的制造；同时，增加了向当时第一军火出口国捷克的订货力度，中央军的很多部队都换了装备，性能良好的捷克式步枪和机枪大量配备军中。年初时，蒋介石直接下令，把杜聿明的装甲兵团扩编为第200师，辖两个战车团、两个摩托化步兵团和一个战车防御炮团，副师长和参谋长分别是从南京潜逃出来的邱清泉和廖耀湘，向苏联购买的87辆9.5吨级重型战车以及从德、美购买的500多辆军用卡车（由广州上岸运至内地）装备该师。

进入1938年，日本陆军航空兵、海军航空兵对中国内地城市的轰炸开始蔓延：西安、咸阳、宝鸡、兰州、天水、洛阳、成都乃至宁夏都遭到日机的袭击。其中位于西北腹地的兰州是首要目标，因为新疆到兰州到西安这趟线，是当时苏联援华的通道，兰州属于中转站。至于对重庆的轰炸，因为天气的原因一直在延迟。

中国空军方面，笕桥航校已经迁到大后方的云南昆明和广西柳州，继续培养飞行战斗人才。在1937年秋冬的上海、南京等系列空战中，中国的飞行员已战死大半，战机也损失殆尽。不过，现在又接收了一批来自苏联的战机（伊-15、伊-16战斗机156架、SB-2轰炸机62架、TB-3重型轰炸机6架），这些飞机立即被装备到中国空军的4个大队（第1、2大队为轰炸机大队，第3、4大队为战斗机大队）。与此同时，又来了一批苏联志愿飞行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