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一九三八年（1937年12月~1938年3月） 武汉的春天（第4/4页）

就这样，轰炸三灶岛的任务被取消，在南昌会合的第4大队和苏联志愿飞行队重新呼啸着返航武汉。

1938年4月29日，武汉上空少有的云朵，像静物一样安然不动。

上午，无事；

正午，无事。

到了午后，大批从芜湖机场起飞的日机逼近武汉近空，三镇防空警报又一次尖利地响起。

市民对那刺耳的声音已经习惯了。每当日机来袭，中国战机迎敌时，总有大量的市民忘却了危险，或推开窗户，或爬上屋顶，或在大街上驻足观看，为中国战机助威。

第一波日机36架，第二波也是36架。

中国第4飞行大队和苏联志愿飞行队的战机总共也达到70架，两军战机在数量上持平。但日机属于轰炸机和战斗机混编，所以就战斗机数目来说，中国方面保持着优势，而且战机主力是苏联援助的最新型的E-15、E-16。前者为双翼战斗机，时速360公里，空中停留时间达到两个半小时，主要用于空中格斗；后者为单翼战斗机，时速超过400公里，空中停滞时间两个小时，适合于空中追击。

当第一波36架日机快要进入武汉领空时，被中国空军的第一批27架战斗机拦截。

吴鼎臣再次上阵，作为副大队长座机的僚机，他驾驶的战机冲在最前面，在上升到4000米高空时，发现日机出现在头顶上，恶战再次开始。前面说过，空军接战，高处占优，本来中国战机可以在日机到来前升至更高处，但由于防空警报拉响后，王家墩机场的战机为躲避日机轰炸，跟战斗机同时起飞，造成战斗机升空时间不足。但尽管如此，此战中仍击落日机23架。

空战中，陈怀民的战机中弹起火，机身下坠，但此时他已抱了必死的决心，所以猛拉操纵杆，向一架敌机撞去，最后同归于尽，英雄的肉身如花瓣落在武汉三镇外的群山之上……

这是一种人生选择。

与陆军战士学会打枪就可以上战场不同，我们可以想象在那个年代培养出一名飞行员有多么艰难。在抗战岁月里，中国空军飞行员战死870多人，击伤、击落、炸毁日机1450多架。抗战前5年，日军掌握制空权，中国的小伙子们（大多二十三四岁），从航校毕业到为国捐躯，大多不到半年的时间。也就是说，每一名航校毕业生，从他毕业的那一刻起，就只有6个月的生命了。

而大千世界，还有另外一种人生选择。

1938年3月28日，以梁鸿志为首领的“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在南京成立。在此之前，以王克敏为头领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北平成立。

两个伪政权分别发了一份“奉劝”抗战者的通电。

王克敏政权的通电，对进行抵抗的中国军民做了如下讽刺：

“……抱幼稚虚骄之疾，酿国破家亡之祸，本政府已言辞声讨……”表示“不可容忍”国民政府的“焦土政策”，同时也道出这是“破釜沉舟之计”，然“强弱悬殊，时代迥异”，奉劝武汉军政要人“知时务”，别再跟日本军对抗。通电最后说，抗战者只凭一时之气，而使民众遭殃，实为浅薄。

文采倒是有，但内容却是没有逻辑基础的妄谈。

通电一出，本以为会取悦日本军部，不成想遭到一些日本人的责难，认为这样的措辞会叫国民政府彻底走上“不归路”。怎么跟中国的抵抗政府打交道，已成为1938年春天东京最头疼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