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文化管理模式的确立（第5/6页）

关于戏剧的决议矛头所向，主要是指责“过分热衷于上演历史题材”和“外国资产阶级剧作家”的剧本。^{[39]“决议”在批评戏剧演出状况时，竟一口气点名或不点地批判了十几个剧作家及其剧作。}

在关于歌舞和音乐的决议中，措辞更加严厉，对整个音乐界，包括上自苏联部长会议艺术工作委员会、作曲家协会组织委员会，下至一系列音乐家，特别是所谓“形式主义作曲家集团”^{[40]，无不进行批判，并且指出，在音乐界“俄国现实主义音乐的敌人，颓废的形式主义音乐的拥护者，在批评家中间占着领导的地位”。[41]决议把所谓“形式主义倾向”径直定性为“反民主的”、“反人民的倾向”，因而向“坚持形式主义的反人民的倾向的作曲家”进行讨伐，痛斥他们的音乐“强烈地发散着当代欧美现代派资产阶级音乐的气息”。[42]同时还特别谴责了现代派和革新派的所谓“形式主义”音乐和“形式主义作曲家集团”，这包括了后来被公认为“苏联一代音乐典范”的杰出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在内的一大批作曲家。}

有关电影的决议提出了粉饰生活的一系列“公式化”标准，对一批著名导演和电影艺术家以及电影部直属艺术委员会提出了严厉批评，并决定禁映《灿烂的生活》第二集。

除上述决议外，这个时期还发表了一些由斯大林授意发表的文艺评论，如1947年《文化与生活》刊登的《我们剧院舞台上的〈青年近卫军〉》、1948年年底《真理报》发表的《关于一个反爱国主义的戏剧批评家集团》等。通过这些授意文章，提出了一系列标准化、公式化的要求，更进一步将文艺引上了淡化冲突、粉饰生活的道路。

在开启文艺批判的同时，在哲学、生物遗传学、语言学、法学和政治经济学等领域，也展开了一系列批判。

在哲学领域，是经斯大林提议，在1947年6月由日丹诺夫主持召开《西欧哲学史》全苏讨论会，对当时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主管意识形态的当事人亚历山德罗夫的《西欧哲学史》的批判，指斥其错误在于“资产阶级客观主义”和缺乏党性，仿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同他们以前的德国古典哲学学派隔着一道万里长城，而阐述德国古典哲学的客观意义是不允许的；在此广泛传播了斯大林的这一观点，即认为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是对法国革命和法国唯物主义的“贵族式的反动”。这一观点引起的倾向不仅低估了作为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之一的德国古典哲学，而且也低估了过去时代的许多哲学体系。这场争论暴露了苏联哲学界对待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某些简单化态度。

在生物遗传学领域的批判，矛头所向是针对苏联的摩尔根遗传学派，支持李森科的伪科学学派。

1946年1月李森科发表《自然选择与种内竞争》一文，公然否定达尔文主义的基本原理。苏联摩尔根学派的学者对此文宣扬的观点强烈不满，他们在中央宣传部科学处处长尤里·日丹诺夫^{[43]的支持下，在一些刊物和大学讲堂上展开了对李森科的批判。此外，还召开内部专门会议清算李森科的思想观点。李森科对此十分恼火，立即上告斯大林。于是，领袖亲自干预，布置召开了1948年全苏农业科学院八月会议。}

斯大林亲自圈阅审定了李森科在八月会议上所作的《论生物学现状》的报告，助长了李森科的气焰，使他在会上更加有恃无恐地向摩尔根学派发动猛攻。不仅如此，会后他还对这一学派采取了四大行政措施：①给摩尔根遗传学派戴上了“反动的”“资产阶级伪科学”的帽子，将该派学者公然称之为“人民敌人”；②禁止各学校讲授摩尔根遗传学；③封闭摩尔根学派的实验室；④解除摩尔根学派学者担任的一切行政职务。这样，在斯大林亲自支持下，便形成了李森科伪科学学派的一统天下，出现了由它称霸苏联生物学界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