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文化管理模式的确立（第6/6页）

1950年进行的语言学批判，是把30年代被肯定的马尔语言学派从“权威的马克思主义”的地位推上审判台，斯大林以发表了《论语言学中的马克思主义》等一系列关于语言学问题的文章，作为对马尔语言学批判的总结。但斯大林没等争论充分展开就匆忙作了结论。这非但没有推进真理和发展真理，反而限制和损害了真理的发展。

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是以召开全国经济学讨论会的形式展开的。讨论会前期，会上呈现出了少见的活跃气氛。不少学者就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问题、价值规律在苏联起作用的性质和存在商品货币关系的原因问题以及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生产的动力问题等，打破教条主义框框和僵化思维，发表了创见。这样的讨论看起来好像为经济学注入了一线生机，并且有可能对苏联经济提出多方案的分析。

但奇迹并没有出现。斯大林对讨论会的结论《关于1951年11月讨论会涉及的经济问题的意见》和此后三个文件汇成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变成了为苏联政治经济学确音定调的圣喻和经典。

斯大林只承认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一定范围内的作用，只承认物质利益原则对劳动者积极性的有限影响，而没有对它们在经济政策中的作用给予应有的重视。正因为这样，他拒绝了讨论会上一些经济学家对价值规律和物质利益原则作用范围的高度评价，拒绝了他们主张积极利用商品货币杠杆的革新要求。

差不多在这前后，法学界和史学界也进行了一系列批判。一些法学家被指责在有关法律和国家以及立法的问题上发表了“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观点”，对国家作用坚持“唯意志论”；史学家则被斥责“没有根除波克罗夫斯基学派的主观唯心主义观点”，表现出了“资产阶级客观主义、民族主义和庸俗经济唯物主义”等。这些批判和斗争一直持续到1952～1953年。

战后这一连串的批判运动，都是由斯大林亲自发动的，但也带有浓厚的日丹诺夫主义色彩。所谓日丹诺夫主义，主要是指苏联战后所实行的文化政策。这一政策认为，西方现代资产阶级文化“全面腐朽”，主张对其全盘加以否定，因此带有强烈的反西方主义色彩。同时，粗暴对待左琴科、阿赫玛托娃和其他文艺家，对他们进行凶狠的批判和制裁；对文艺实行比战前更全面、更严格的行政控制，完全抛弃了俄共（布）1925年关于党的文艺政策的决议；在科学文化中提出反对“世界主义”的口号，实际上奉行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政策。此外，还用僵化的理论教条，拿事先设定的框框，吹毛求疵地苛责于精神文化产品，这不仅扼杀了一批有价值的作品，也造成了思想文化领域万马齐喑的沉闷局面。

战后批判运动针对的目标，是反对资产阶级文化的“俯首崇拜”，反对“资产阶级世界主义”，实质上是全盘否定西方现代资产阶级文化，实行文化上的封闭主义、排外主义和孤立主义。这一政策虽然同战后紧张的国际局势不无关系，但“冷战”并不是在战后马上出现的。历史表明，在苏联拉响意识形态警报器之前，还未出现“冷战”的局面，苏联国内的意识形态斗争实际上在战争后期已显露端倪，因此这些斗争主要是国内形势的需要。固然它们同斯大林一贯的思维方式和文化政策密不可分，但日丹诺夫这时作为主管意识形态的最高指挥官，这些斗争无疑也带有他个人思想和行为方式的色彩。

战后意识形态斗争的规模并不亚于30年代，其残酷性虽不能与“大清洗”时期大规模逮捕、镇压的情况相比拟，但其批判的范围和逮捕的人数并不算少。正是这个缘故，“人们往往拿1948年与1937年相比较”，认为一前一后“两个群众性的恐怖浪潮，由于席卷全社会而在人们心里留下了沉重的回忆”。^{[44]所不同的是，战后时期苏联模式的意识形态已经发展到了顶点，一方面显示其鼎盛，显示其控制之森严，另一方面也表明其僵化达到了极点：缺乏活力，不能接受新的科学认识，甚至为伪科学张目，扼杀新兴科学的发展。这预示着苏联模式的意识形态不可避免地走向危机和衰落。}

当然应该看到，30年代的工业化对文化教育的发展是有很大积极意义的。它适应了人们急切改变国家贫困面貌的要求和愿望，在某种程度上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同时，工业化建设的需要大大推动了教育的普及和发展。因此，这个时期完成了扫盲，普及了小学教育，中等和高等教育也得到了较大发展，培养了大量人才；在战时，文化政策有所松动，战后为急迫的科研需要，在政治教育上放松了对科学家的要求，让他们集中时间和精力钻研业务，同时也大幅度提高了科研人员的工资待遇，这都有利于调动科学文化界的积极性，在不小程度上适应了社会对发展科学文化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