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文化管理模式的确立（第3/6页）

不仅如此，问题还在于对书报文献检查的标准。联共（布）在先后出台的报刊法令中，甚至对“有违背”无产阶级思想的，“有唯心主义倾向的”，“包含有赞扬旧生活方式、带有资产阶级道德成分的”，甚至连“无思想性”的书报作品，都加以查禁。^{[26]这些标准因检查人员的理解各有不同，不仅内涵十分模糊，而且可以有无限的外延。加上将“敌对”的标准由社会转向党内，就可以衍生对党内持不同意见者和“反对派”以扩大化打击，这必然会把对书报文献的监控，变成对社会、对党内的书报信息封锁，甚至转变为封人口舌、不准讲话，钳制党内正常民主生活，成为密不透风的文化专制主义。}

再加上从1925年展开所谓“布尔什维化运动”之后，提倡“意识形态100%的纯洁性”、“100%的布尔什维主义”；到30年代，斯大林还进一步提出警惕“中间居民阶层”的“不健康情绪”，“克服经济中和人们意识中的资本主义残余”，同“非无产阶级思想”作斗争，等等^{[27]——当这一切都成被严密监控的新闻书报和文献信息的内容的时候，那么，可想而知，能够出版发行和流传的国内外出版物到了一个何等狭窄的范围。}

不要忘记，在苏联的体制中对文献信息和新闻书报，是采取事前检查和事后检查相结合的。也就是说，出版印刷之前，书稿要送检查机关审查通过，出版发行之后，出版物还要经邮递、海关和国家安全部门一一检查通过。按前述对书报信息所要求的思想政治标准，无论在哪一环节和部门受阻，都不可能过关。在苏联，这类检查机构的队伍十分庞大。仅以出版总局的机构为例，它的人员编制就越来越多。到1938年，发展到15个处，这一年仅从事事前检查和事后检查的两个处，检查官就达525人之多。到1940年，仅俄罗斯联邦的检查官就有将近5000人。^[28]

从监控、查禁的情况看，1927年之后，对各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报刊都编订了目录，严加控制。平均每年没收的出版物在15%～20%，有些种类达20%～30%，哲学和宗教类最多，甚至达到40%，政治和历史类平均达23%。^{[29]到1938年，仅前9个月经事前审查，就查禁了12588条信息，还查出了23512处属于政治思想方面的“歪曲”。[30]}

不仅严查现行出版物，还对图书馆馆藏图书进行了大规模清查。根据出版总局局长1936年1月10日《关于从图书馆和书库清除不准在苏联传播的外国文献》的命令，集中在两周时间内，由检查官会同内务部代表，仔细对各大图书馆的库藏进行了清查。清查出来的成千上万种外国图书和报刊被归入特藏书库，严禁外借。

随着控制的加强，订购国外文献越来越难，这以人文类图书为尤甚。几乎所有这类外文的和俄国侨民的出版物都被自动移入特藏书库，其中有许多还遭遇了全面销毁。据一个负责人员30年代向中央报告：“目前我们销毁的外国文献达10%，价值折合25万美元。”仅1938年一年就销毁英文杂志869种、报纸5451种，法文杂志640种、报纸33620种，德文杂志7620种、报纸3450种，其他文种杂志达5000种以上，报纸近5000种。^[31]

30～40年代对科学文化发展损害最大的，是斯大林对科技专家、文化人和知识分子的镇压。这种镇压始于1928年的“沙赫特案件”，接着斯大林于1929年4月在中央全会上声明，“现在我们的一切工业部门中都有‘沙赫特分子’”，认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暗害活动是抵抗发展中的社会主义的最危险的形式之一”。^{[32]从此，就在工农业所有部门中展开了大抓“暗害者”的运动。稍后，在意识形态批判运动中又展开了对“人民敌人”、“异己分子”的斗争。30年代，这些运动不断进行，直至1936～1938年“大清洗”期间达到最高潮。战后初期（1946～1952）还在继续进行。}

斯大林对知识分子的镇压政策，来自他对各类专家、旧知识分子的不信任，从根本上说，源自他的“知识越多越反动”的理论。斯大林在1939年党的十八大《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中讲到知识分子问题时，把旧知识分子分为“三部分”：一部分是“最有影响最有技能的”，他们在十月革命后先是“反对苏维埃政权”，“实行怠工”，因而“被苏维埃政权机关粉碎和驱散”，而后来其中“漏网的大多数”，又去做了“暗害分子和间谍”，这就是说，他们知识技能最多，也最反动；“另一部分”，是“旧知识分子中技能较差而人数较多的”，他们“很长时间内还在原地踏步不前”，政治上是很动摇的；第三部分是“知识技能更差的一般的知识分子”，他们则“已经向人民靠拢，拥护苏维埃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