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冻”与赫鲁晓夫时期的文化政策

这个时期，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主要采取了如下措施。

（1）在思想文化领域平反冤假错案，调动了文化知识界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2）在思想理论方面批判个人崇拜，破除了斯大林不少僵化的理论公式，在很大程度上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生机；

（3）冲击了斯大林的思想文化模式，改变了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方式和活动方式，促进了科学文化的发展和繁荣；

（4）批判了庸俗社会学，修改并放宽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定义，解放了科学文化和艺术的生产力。

这些措施，使苏共在相当程度上改善了思想文化方面的方针政策，较好地适应了人民群众要求发展科学文化的迫切需要。

在赫鲁晓夫时期，文化方针政策的一大显著特征，是思想文化的“解冻”。“解冻”是对斯大林思想文化模式的一大冲击，它打破了斯大林思想理论的束缚，推动了文化的发展和进步。这些发展和进步，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抛弃了斯大林时期的高压、惩治政策，实行了一系列同科学界和艺术界知识分子沟通对话的步骤，以便相互了解，达到说服教育的目的。在赫鲁晓夫时期，苏共的这一政策和工作方式表现得十分明显，引起的变化是很大的。在过去，斯大林深居简出，同知识分子沟通对话是很少的，相反，30～50年代初，对文化界发起的批判运动却一个接连一个，镇压声势一浪高过一浪。赫鲁晓夫采取的昭雪平反措施，标志着过去高压惩治政策的结束。除此之外，在重要关头，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还不断同广大知识界代表举行见面会，进行说服教育工作。在赫鲁晓夫执政10年间，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除了同个别作家和文化人小范围的会见以外，仅同文艺界知识分子的大型会见，在1957～1959年、1962～1963年间，就举行了8次之多。在这些会见中，一方面听取了文艺界知识分子的意见，同时也由最高领导人出面发表了重要的政策性讲话。其中，赫鲁晓夫在1962～1963年的会见中尽管同文艺工作者发生过戏剧性的冲突和争吵，但是作家、文艺家敢于同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直面争论，发表不同意见，且没有因此而发生严重迫害事件，这就表明了政策的进步。事实证明，这种沟通对话、说服方式达到了一定的效果，使知识界了解了党和领导人的政策意图，纠正了某些不健康倾向。尽管赫鲁晓夫的某些粗暴和简单化作风妨害了这种沟通对话所应达到的客观效果。

第二，纠正了斯大林时期文化政策上的错误，采取了某些宽松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允许艺术家和学者进行创作和理论探索。赫鲁晓夫在文化方针政策上的这些改善，是同纠正斯大林个人崇拜的错误相联系的。在“解冻”时期，除给无辜遭镇压的大批作家、艺术家、学者和文化人平反昭雪外，苏共中央于1958年5月28日通过《关于纠正对歌剧〈伟大的友谊〉、〈波格丹·赫美尔尼茨基〉和〈全心全意〉的评价中的错误》决议，对联共（布）中央1948年有关上述歌剧的决议作了修正。虽然对错误的纠正还不够彻底，但确认了把肖斯塔科维奇等一批有才华的作曲家“称为反人民的形式主义流派的代表”是“不分皂白”，指出斯大林评价艺术作品的“主观主义态度”，说明《真理报》1951年根据斯大林指示撰写的有关批判歌剧《波格丹·赫美尔尼茨基》和《全心全意》的编辑部文章，是“错误的、片面的”。^{[45]此外，还正式或非正式地在不同程度上给30年代遭到批判的“波克罗夫斯基学派”和“德波林学派”恢复了名誉，也逐渐纠正了对20年代一些文艺流派和团体的错误评价。}

通过纠正历史上的有关错误，自然放宽了现实的政策。以前遭到禁止的题目被允许重新探讨，过去被作为“禁区”的题材又成为作家描写的对象。文艺中的“写真实”和“积极干预生活”成了主要口号；过去被视为畏途的讽刺幽默和抒情体裁又回到了文坛。作家和学者的精神解放，促进了他们的创作和学术探讨。

第三，修改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定义，为文艺创作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天地。1934年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通过的《苏联作家协会章程》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所做的规定，在有关文艺社会功能的理解上有失偏颇，片面地强调文艺的教育作用，而对文艺的认识作用、美感作用和娱乐性有所忽视，加上以后年代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了进一步僵化的教条主义解释，使文艺中“粉饰现实”和“无冲突论”得到发展，这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给苏联文艺带来了消极影响。1954年苏联第二次作家代表大会通过的新的作协章程，对原来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定义作了修改：保留原定义的前半部分，把后半部分删去，即把整个定义规定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苏联文学与苏联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需要艺术家从现实的发展中真实地描写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