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俄国革命的根源（第5/8页）

自由主义领袖不断警告沙皇政权：如果拒绝改革，国家就不得安宁，混乱将会加剧，政权将陷于孤立。自1913年末开始，各自由主义政党结成联盟，在“孤立政权”的口号下采取一致行动。在第四届国家杜马中，立宪民主党和进步党的策略从“有节制的反对派”转向“负责任的反对派”，在政治方面转向更加实际的要求，包括改革选举制度、建立对杜马负责的责任内阁等。此外，对时局和对政权的不满在知识阶层中也在蔓延，职业知识分子、大学生中的反对派情绪加强，特别是在彼得堡和莫斯科。第一次革命后形成的自由主义与沙皇政权相互妥协的局面完全破裂，国家杜马连续通过自由主义性质的法律草案，多次否决政府各部的预算；而内阁频频拒绝杜马质询，国务会议经常否决杜马通过的法案。

在战前政治危机中，工人的罢工浪潮与职业知识分子及资产阶级某些集团的自由主义反对派运动这两股潮流起了相互促进的作用。勒纳事件后工人运动的规模无疑推动了俄国社会各集团尤其是首都和大工业中心的反对派情绪的发展。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尽管工人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也有发展，但工人的罢工和示威游行也得到了来自自由主义反对派运动的承认甚至同情。

作为矛盾的另一方，沙皇政权的思维和行为也是加剧战前政治危机的重要原因。以尼古拉二世为最高代表的保守贵族竭力想把俄国拉回到1905年以前的老路上去，政权内部在对政权性质、国家管理和自治制度等问题的看法上倾向于倒退。18世纪以来，在把宗法制政权人格化的俄国传统与彼得大帝引入俄罗斯帝国的官僚制度及其对国家和国家利益的认识之间开始产生矛盾，但这两种立场在较长时间里一定程度上是相互妥协的。在亚历山大三世反改革时期，虽然政权内部两种观点的分歧有所加剧，但亚历山大三世以其个人权威遏制了两者之间的冲突。到尼古拉二世时期，这种分歧以尖锐冲突的形式表现出来。尼古拉二世及其亲信为加强沙皇个人权威而采取的行动中表现出明显的心理退化倾向，如回到17世纪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时代的宫廷礼仪等。这种传统的反动在尼古拉二世的政治行动中也有反映，他甚至采用阴谋方法对付自己的政府，如1913年同内务大臣马克拉科夫多次秘密会见商讨被反对派称之为“国家政变”的计划，而不让自己的大臣会议主席知情。^[14]

战前政治危机的发展与政府对社会和政治运动的强硬态度也有直接关系。政府特别是内务部及其所辖的警察部门加强了对工人运动和布尔什维克宣传活动的监视，并且经常违反法律，对工会和具有反对派情绪的社会组织以及合法刊物为所欲为。政府甚至不能容忍自由主义温和的改革要求，在言论、出版、社会组织乃至国家杜马等各个方面削弱或剥夺自由主义的合法斗争手段。1913年秋天司法部着手制定限制出版自由和议员不受侵犯权的法案，以限制杜马成员在塔夫里达宫以外进行政治宣传。尼古拉二世与马克拉科夫密商准备采取的措施包括在首都实行紧急状态、解散国家杜马、取消杜马立法权等内容。大臣会议主席科科夫佐夫从国外回来听说此事后结束了这个方案，但到1914年春天戈列梅金内阁时，这个方案又重新复活。在1914年6月末，即彼得堡总罢工以前，已经准备好了宣布在彼得堡实行非常状态的法令，只需要填上具体日期和君主的签字就可生效了。^[15]

这种极端愚蠢的政策把自由主义推向左边，从而加剧了沙皇制度的危机。自由主义反对派中最激进的进步党和立宪民主党左翼开始尝试同杜马以外的极左力量联合，并将此作为摆脱杜马内部僵局的唯一出路。涅克拉索夫甚至要求立宪民主党放弃议会斗争方式，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到杜马之外。立宪民主党活动家认为，他们同政府的斗争已经不能“和平地结束”。十月党领袖古契科夫断言，“崩溃是不可避免的”。

总体而言，第一次革命后，沙皇政权被迫进行的改革使俄国政治结构有所调整，经济发展比较迅速，社会思想和意识也逐渐发生变化，俄国现代化进程显著加快。但是，改革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旧有的结构性问题，相反，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加快，矛盾和冲突还在加剧。一个因现代化进程引起的矛盾特别尖锐的社会，比一个明显停滞的社会更加有利于革命形势的发展。这是直到1917年革命为止俄国局势发展的基本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