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俄国革命的根源(第6/8页)

短期因素:战争影响下的事态发展

第一次世界大战极大地影响了俄国社会。虽然俄国宣战后一度出现的爱国主义热情高涨暂时停止了政治危机的发展,但这一过程很快就恢复了。战争进一步激化了既有的矛盾,推动事态向革命方向发展。

战争对于俄国经济产生了破坏性的影响,给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牺牲和苦难。1915年春天,就已暴露出原材料供应不足、燃料缺乏、熟练工人大量减少、引进及其设备数量骤减等问题。俄国工业既不能满足前线的需要,也不能保证后方的供给。从1916年开始,经济恶化的现象越来越严重,燃料和原材料供应不足达到了灾难性的程度,工业企业经常不能完成军事订货合同,铁路运输无力应付不断增加的运输量。战时俄国农业举步维艰,农村中有一半的男劳动力被征召入伍,对马匹的征用使欧俄50个省用于农业的马的总数从1914年的1790万匹缩减至1917年的1280万匹,耕牛的数量因被征用和被屠宰供应军队也大幅减少,农业机器和农具的生产急剧下降,矿物肥料的供应在1916年只能满足需求的8%~9%。粮食播种面积减少,谷物和土豆总产量从战前几年的年平均70亿普特连续下降至1917年的50亿普特。1915年开始,不仅对城市居民和军队的供应发生困难,甚至在农村中都出现了粮食危机。工人名义工资的增长远远跟不上飞涨的物价,莫斯科地区工人平均工资1916年比1914年增长84%,而同期的物价却增长了200%~300%,生活必需品的价格更是增长了4~5倍甚至更多。[16]在毫无出路的处境下,战时工人运动、农民运动、民族运动持续不断,成为整个社会危机尖锐化的重要表现。

而在国家政治生活层面上,被沙皇政权视为最大危险的自由主义反对派运动采取了越来越强硬的立场,不断向政权施压。在当时革命政党受到沙皇政权的镇压和限制的情况下,自由主义政党及其控制下的社会组织成为俄国政治生活中的主要力量。他们同沙皇政权的公开冲突成为上层危机的显著表现之一,也是使旧制度在二月革命中迅速崩溃的重要因素。

俄国参战后,主要自由主义政党立宪民主党中央决定有条件地支持政府。自由主义领袖把战争视为实现自己政治目标的良机,米留可夫在1914年9月的立宪民主党领导层会议上指出,“战争为俄国社会力量开辟了一个新纪元,使它得以重新参与国家建设。现在,它不应消极地对待社会问题。”[17]

利用战争组织力量、扩大影响是自由主义运动的重要策略原则。1914年7~8月间,立宪民主党、十月党、进步党等自由主义政党先后发起成立了全俄地方自治联合会和全俄城市联合会。这两个组织具有合法地位,担负向军队供应医疗器材、组织救护人员、建立野战医院和军需仓库、疏散伤病员等任务,后来还参与了对军队的粮食供应。到1916年末,在其所属各类机构中工作的人员已达数十万。1915年5月,在全俄工商代表大会上,进步党人里亚布申斯基建议各地成立军事工业委员会,以动员私人企业承担国家订货。在此基础上,当年9月组成了有工商界、地方自治机关和城市杜马、科技界以及工人的代表参加的中央军事工业委员会。在自由主义政党的策划下,1915年夏秋,合作社联合会、帮助战争受害者协会、全俄劳动委员会等各种社会组织纷纷成立。在所有这类社会组织中,起领导作用的是自由主义者。

这些社会组织的成立及其活动,并非如以往很多学术著作强调的那样只是为了支持战争。事实上自由主义运动的领袖从一开始就赋予这些组织以明确的政治任务,希望它们成为促进政治改革的工具。由于地方自治联合会、城市联合会、军事工业委员会等组织广泛参与了军事后勤的组织工作,沙皇政权不能不考虑他们的意见并承认其地位。正因如此,一些右翼政论家把这类社会组织视为自由主义运动用来逐渐掌握整个国家机关的“特洛伊木马”。[18]

在自由主义活动家的影响和引导下,各社会组织的活动很快从纯粹的事务方面扩展到政治方面。1915年夏天,由于俄军在加利奇的失利以及暴露出来的前线给养和弹药灾难性短缺的问题,各社会组织同国家杜马中的自由主义反对派互相呼应,向沙皇政权发难。地方自治联合会和城市联合会分别举行代表大会,抨击政府的无能,要求由这两个组织完全掌握对军队的供应事务,呼吁成立有社会活动家参加的新政府和召开杜马会议。充满反政府情绪的军事工业委员会代表大会也提出了类似的政治要求。结果,尼古拉二世被迫改组政府,其中包括任命由立宪民主党和十月党提名的波利瓦诺夫为军事大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