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俄国革命的根源（第4/8页）

斯托雷平的第二个目标是对地方管理和自治机关进行改革，其主要目的是使地方自治机关尽量消除或至少弱化阶层和等级色彩，以及建立更加有效的中央集权化的管理结构。斯托雷平提出了建立各阶层的地方自治机关和各阶层的村社的方案，以期改变农民机构的封闭性和农民相对于俄国社会其他阶层的狭隘性。这一改革目标与俄国社会、经济、文化的现代化进程是相适应的。但是关于地方改革的方案未能得到实现，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贵族大土地所有者和宫廷集团的抵制，以及为讨论这些方案而成立的地方经济委员会的强烈反对。

在1911年有关西部省份地方自治改革法案引起的危机后，斯托雷平与君主和第三届国家杜马十月党多数代表之间失去了相互信任。斯托雷平以强力手段推行自由主义改革的政策在政治上陷入困境：他的改革措施遭到保守派的越来越强烈的抵制，而他对革命运动的态度和独断专行的做法则激起了左派的敌视和自由派的反对。与此同时，第四届国家杜马中自由派与右派的矛盾也日益扩大。

斯托雷平被刺及其体制的失败标志着资本主义成分与前资本主义成分的对立和冲突不断加剧。但是，斯托雷平体制的失败并不表明俄国没有走和平革新道路的可能性。相反，1905年革命后俄国和平发展的趋势是客观存在的。列宁在谈到斯托雷平改革的时候也曾说过，历史上有过这类政策取得成功的例子。

斯托雷平被刺后，俄国社会政治形势趋于紧张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危机时期。危机的第一个表现是“下层”的反抗不断加强。除了农民对斯托雷平土地改革的抵制和反抗之外，最值得关注的是大城市和工商业中心工人对自己状况的普遍不满以及由此引起的罢工运动的高涨。这是被卷入现代化进程最深、经受其社会和心理后果最切的阶层对社会进程的反应。工人阶级中出现了最有文化、最城市化、更自觉的年轻一代，他们是战前政治罢工和示威游行的主要力量。作为新的工业高涨对工人情绪和行为产生影响的结果，1911年开始的大城市和工业中心工人罢工运动的活跃，成为战前社会危机的最初征兆。1912年，勒纳事件激起的罢工抗议浪潮的规模仅次于1905年1月9日流血的星期日之后工人的反应。罢工抗议活动包含了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动机，并反映了要求平等和独立等心理层面因素。虽然这一时期工人运动的规模和水平在总体上仍然有限，参加罢工斗争的工人在1910年为1.4%，1913年达到13.4%；政治性罢工数量很少，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发动是分散的、地方性的和局部的”^{[9]，但其发展的趋势是明显的。}

战前工人运动和罢工浪潮与布尔什维克的宣传鼓动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有关。布尔什维克成功的主要原因首先在于其富有成效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它的口号和呼吁越来越贴近工人的情绪，使每次罢工在其参与者眼中都是朝光明未来前进的一步，不管其性质和直接结果如何；其次在于它系统持续地利用工人阶级的所有合法组织和方式来影响他们，特别是布尔什维克杜马代表利用其杜马代表不受侵犯权开展宣传活动，使自己成为工人阶级的真正领袖。^[10]

危机的第二个表现是自由主义反对派运动在组织上更趋成熟、在纲领和策略上更加激进。在国家政治生活的层面，社会与政权的对立在发展。由于1909～1913年俄国工业的新一轮高涨，资产阶级的力量明显增长。与1890年代的那一次工业高涨相比较，这次工业高涨更加广泛、更加平衡地覆盖了重工业和轻工业，而且较少依赖国家直接或间接的补助和控制。^{[11]这一特点在资产阶级与国家政权的关系上得到了反映。逐渐成长起来的资产阶级已经不能忍受在现存制度下自己的角色和地位：资本主义经济已是沙皇制度不可或缺的物质支柱，但在第一次革命后形成的贵族与资产阶级的联盟中，资产阶级只是一个不平等的伙伴，经济利益要与贵族分享，政治权力却基本上仍然由贵族独掌。}

在经济上已经统治了俄国的资产阶级越来越强烈地表达了改变政治结构的要求。在新一轮工业高涨过程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俄国资产阶级具有更明确的阶级自觉和行动意识。“大多数受过高等教育的工商界第三代新人，已经作为成熟的、具有明确自我意识的资产阶级出现在俄国历史舞台上。”^{[12]1909～1910年，被称为莫斯科工商阶级“年轻一代”代表的科诺瓦洛夫和里亚布申斯基发起并领导了一个很有活力的运动，试图推动俄国大资产阶级发起新的自由主义运动，不仅是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而且也是为了实现包括建立法制、实行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等内容的政治纲领。他们认为，这样的纲领不仅符合作为主导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利益，也反映和代表了国家的总体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