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辑 范仲淹为什么能裸捐财产创办NGO（第3/3页）

为救“胎养令”之未及，南宋不少地方官员与士大夫又发起成立“社会化育儿公益基金”，叫作“举子仓”或“举子钱库”。

许多研究者认为，南宋“举子仓”是淳熙年间赵汝愚在福建率先创立的。赵汝愚的墓志铭记录道：“闽俗，生子往往不举。公创举子仓，凡贫不能举其子者，以书其孕之月而籍之。及期，官给之米，而使举其子，所全活甚众。”但实际上，“举子仓”非赵汝愚首创，早在绍兴五年（1135），由于福建路的建、剑、汀、邵四州“细民生子多不举”，地方当局遂“逐州县乡村置举子仓，遇民户生产，人给米一石”。此为南宋“举子仓”的先声。

后来赵汝愚就任福建安抚使时，又上书朝廷，请求推广“举子仓”之制：“许令于民户、寺观绝产田并与住卖，召人承佃，将所收租利与安抚司所置客庄及常平、义仓钱米通融，以充一路食子之费。”获得朝廷批准。自此，“举子仓”广布于福建路，如建安县有举子仓十所，瓯宁县有举子仓二十六所，浦城县有举子仓十二所，政和县有举子仓十一所。福建路之外，当然也有举子仓，如赵善誉在潼川路诸州设举子庄：“以羡赀给诸郡置庄，民生子及娠者俱给米”。

依福建模式，“举子仓”有固定的资金来源：一为没官田产的租息；二为常平仓的拨款；三为民间富人的捐献。赈济标准一般是：每户贫困产妇每产一胎，给米一石。一些设“举子钱库”的地方（如武平县）则发钱若干。

跟宋政府“胎养令”的财政补贴属性不同，“举子仓”实际上就是一个具有绅办性质的公益基金。虽然“举子仓”的普及有赖于地方政府的倡导、扶持与资助，但在“举子仓”的建设过程中，更离不开地方士绅的支持与参与。主持“举子仓”日常运作的通常也不是官方，而是地方士绅：“举子仓亦仓也，然非官司所掌，其原出于乡先生及乡大夫。”地方政府一般只充任“举子仓”的监管者。

如荆湖南路桂阳军的“举子仓”，其管理制度是这样的：“军委司法，县委丞、簿充提督官；军请寄居（指致仕居乡的士大夫）一员，每乡请诚悫、慈良寄居或士子一员，充收支官；军令本学保明士两员，每都（疑为县）请谨审不欺士人两员，充附籍官。妇人有孕五月，供报附籍官；至生子一日，赴收支官请米七斗，周岁再支三斗。……军据提督月申，半年类聚申提举司。”

翻译过来，就是说，桂阳军（军为州一级政府）委派一员司法官担任整个州郡“举子仓”的监管官，下面每个县则委派县丞或主簿担任该县“举子仓”的监管官；同时，州郡政府与各乡“举子仓”又分别聘请一位居乡士绅任收支官，负责仓粮的收存与发放；州郡政府与县政府再分别聘请两名士绅任附籍官，负责审核和批准居民生育资助的申请与登记。怀孕妇女之家，在胎儿五个月大之后，可到附籍官那里登记，申请补助；到孩子出生后，便可以拿着登记凭证到收支官那里领米。请注意，“举子仓”生育补助的申请与发放是分离的，由相互独立的两组人员负责。监管官按月检查全郡“举子仓”的申请与收支情况，并报告知军。每隔半年，知军再报荆湖南路的提举司备案。应该说，南宋“举子仓”的管理制度已相当完备了。

这一管理模式，可以概括为“绅办官督”。这也是宋代诸多民间公益组织的常见管理模式，如史浩设立的乡曲义庄（济贫机构）、朱熹创立的社仓（农村小额低息贷款），均采取“绅办官督”的方式。尽管南宋后期，“举子仓”因管理不善、日久生弊而出现了种种问题，但我们必须承认，“举子仓”制度的推行，让无数婴儿在降生之后得以免被溺毙、遗弃，称得上“功德无量”。

贫民生子而无力抚养，政府与社会运用国家财政与公益基金助其养育，这是名副其实的“社会抚养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