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辑 范仲淹为什么能裸捐财产创办NGO（第2/3页）

胎养令

今天的一些人口学研究者会将人口当成社会发展的累赘与负担。但宋朝的政府与主流社会显然不是这么认为，他们更相信人口是国家的财富。因此，宋朝政府并不支持民间自发的生育控制行为，而是鼓励生育，将人口增长列为考核地方官员的首要指标：“守令满替，并以生齿增减，为殿最之首。”

当然，宋王朝也不会像后世的罗马尼亚那样设立“月经警察”。宋政府的对策是：一、立法禁止溺婴，“杀子之家，父母、邻保与收生之人，皆徒刑编置”。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溺婴的陋俗也必须严厉禁止；二、给贫困家庭发放生育补贴，激励她们将孩子生下来抚养成人。南宋绍兴八年（1138），高宗下诏：“禁贫民不举子，有不能育者，给钱养之。”这便是南宋政府的“胎养令”。

那么什么样的家庭可以获得生育补贴呢？政府补贴的标准又如何呢？绍兴八年的一道法令规定，“州县乡村五等、坊郭七等以下贫乏之家，生男女不能养赡者，每人支‘免役宽剩钱’四千。”宋朝政府按居民财产多寡，将乡村户划为五等，坊郭户划为十等。乡村第五等户，是“家业钱”只有三四十贯（按购买力折算，相当于人民币1.2万元）以下的农村下户，家境贫寒，“粗粝不充，布褐不备，均未免冻馁之忧”；城市第七等户以下，家产通常不足十几贯钱，也是贫乏之家。因此他们都被纳入国家救济的范围。

救济的标准是生下孩子后，政府给每户每胎补贴4贯“奶粉钱”，大约值1200元人民币。这笔支出来自“免役宽剩钱”，是由地方政府征收并留存备用的一项财政收入。也就是说，这时候的宋朝贫民生育补贴，是由地方财政负担的。

“胎养令”施行三年后，即绍兴十一年（1141），由于地方政府的“免役宽剩钱”有限，入不敷出，一位叫王洋的地方官上书皇帝：“近蒙恩诏，贫乏之家生男女而不能养赡者，人与免役宽剩钱内支四千，可谓仁德甚厚矣。然免役宽剩，州县所收甚微，势不可久。乞乡村之人，无问贫富，凡孕妇五月，即经保申县，专委县丞注籍，其夫免杂色差役一年。候生子日，无问男女，第三等以下给义仓米一斛。……盖义仓米本不出籴，今州郡尚有红腐（指储粮）去处，二郡岁发万斛，可活万人。通数路计之，不知所活其几何也。……又义仓之米若有不继，逐年随苗量添升斗，积以活民，民自乐从。再三审度，实可经久。”

王洋建议朝廷，将给予产妇之家的货币补贴调整为粮食补贴（每户每胎给米一斛），并将救济的对象扩大到乡村第三等户以下。因为靠“免役宽剩钱”难以长久维持，而各州县的义仓储粮甚多，而且仓粮用尽了也比较容易征收、补充，“实可经久”。同时，王洋还建议，对妻子有身孕的农民免除一年杂色差役。

宋高宗接到报告后，批准了免除孕妇丈夫徭役的提议，又批示说：“愚民无知，迫于贫困，不能育，故生子而杀之。官给钱物，使之有以育，则不忍杀矣。朕为民父母，但欲民蕃衍，岂惜小费也？”“乃诏户部措置”，让中央财政拨款发放生育补贴，即由中央政府负担起国民胎养的财政支出。绍兴十三年，又下诏蠲免生育之家的丁税。

到了绍兴十五年（1145），胎养补贴又改为由常平仓、义仓联合发粮：“臣僚言：‘已降指挥，生男女每名支钱四贯文，于常平或免役宽剩钱内支。窃闻州县免役钱所收微细，乞发义仓之粟以赈之。’诏于见管常平、义仓米内每人支米一硕。”

宋孝宗乾道五年（1169）之后，又改为同时发送钱米：“诏，应福建路有贫乏之家生子者，许经所属具陈，委自长官验实，每生一子，给常平米一硕、钱一贯，助其养育。余路州军依此施行。”宋宁宗开禧元年（1205），朝廷又重申旧令：“申严民间生子弃杀之禁，仍令有司月给钱米收养。”

总之，按南宋政府“胎养令”的精神，凡乡村与城市的贫困家庭，在妻子怀孕五个月的时候，可以到所在州县政府登记，申请政府救济。政府的救济包括：免除孕妇丈夫一年的徭役，有点像“陪产假”；蠲免生产家庭的丁税钱，即减税；以及发放生育补贴。现代政府也是这么鼓励国民生育的。

举子仓

尽管宋廷的“胎养令”要求所有州县均必须给辖下的贫困之家发放生育补贴，但由于财政资金紧缺，或因为吏治腐败，“胎养令”的实际执行难免打了一个折扣，如绍兴二十二年（1152），有臣僚反映：“顷常指挥州县，贫乏之家生男女不能养赡者，每人支钱四千，后给支义仓米一石。然近于临安市井穷民，未闻有得斗米千钱者，况于乡村与夫穷僻镇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