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留守儿童”问题为什么不严重？

“留守儿童”显然是社会有了频繁的流动性之后才可能会出现的产物。如果是一个没有多少人口流动、人们安土重迁的静态社会，肯定不会有“留守儿童”的问题。朱元璋时代堪称是静态社会，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井然有序。而11至13世纪的两宋时期则是流动性十分活跃的时代，士农工商全都卷入到社会流动中，士人“必游四方，尽见人情物态，南北风俗，山川气象，以广其闻见”；农人“释其耒耜而游于四方，择其所乐而居之”；工匠从五湖四海涌入城市，在街巷“罗立会聚，候人请唤”；商人不远千里，“舟舡往来兴贩”。很多富人亦“皆侨居寄处，至或假赁舍宇”。那时候人口流动的规模虽然不如今日之大，但肯定也已经催生了一部分“留守儿童”。

然而，古代社会包括宋朝社会的“留守儿童”问题，其实都不严重，并没有发展成为需要引起重视的社会难题。这背后的原因是值得探究的。

国家“十一五”青年专项课题《西部留守儿童道德成长研究》有一篇论文提出，“据研究发现，古代的留守儿童问题不突出的关键原因在于并非父母双方外出，而往往是母亲和孩子一起留守”，这个结论是有道理的。我们看古人外出经商也好，当佣工也好，很多时候都是老婆孩子留在家中，极少出现父母都离家的，留守家中的孩子至少可以从母亲那里得到保护与情感慰藉，而“目前的一些研究也表明，与母亲一起留守的孩子各方面的表现在留守儿童中是最好的”。

这是古今留守家庭结构的差异。如果我们将视野拉宽，从基层社会的构造来看，还会发现古今差别更大。有识之士已经指出，对留守儿童最大的伤害，不是来自贫困，而是人与人之间的疏离状态。人，不管是成人，还是儿童，都离不开共同体的扶持、保护、救济、安顿、慰藉。用司马光的话来说，“人爪牙之利，不及虎豹；膂力之强，不及熊罴；奔走之疾，不及麋鹿；飞飏之高，不及燕雀。苟非群聚以御外患，则久为异类食矣。”因此，人需要结成共同体，告别原子化生存。而最重要的共同体当然是家庭，由家庭又扩展为宗族。

宋代是宗族共同体得以重新构建的时代。赵宋立国之初，由于刚刚历经五代战乱，原来维系秩序的士族门第已经瓦解，社会陷入失序当中，以致“骨肉无统，虽至亲，恩亦薄”。对于主要依靠宗法联结起来的传统社会来说，宗族之不存，即意味着社会的溃散。有鉴于此，张载、程颐、朱熹等宋朝士大夫都呼吁“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通过建立宗族共同体，“有无欲其相通，凶荒欲其相济，患难欲其相恤，疾病欲其相扶”。

在这个过程中，范仲淹创设的范氏义庄无疑是宗族共同体建构的典范。皇祐元年（1049），范仲淹将全部个人积蓄都捐献出来，在苏州购置良田千亩，作为范氏义庄的公益基金。凡苏州范氏族人，均可从义庄获得救济。

就这样，苏州范氏族人生活在宗族共同体的庇护网络之中，不但可以从中获得物质的资助与救济，还能在共同体中体会到人情的温暖，养成对共同体的情感认同。不过，宗族救济通常是封闭的，外族人无法分享，但范氏义庄还是保留了一定程度的开放性：倘若乡亲、姻亲、亲戚陷于贫窘，或遇饥荒不能度日，范氏诸房共同核实后，也可以用义庄粮米“量行济助”。

其实古人不但生活在血缘性的宗族共同体中，同时也生活在地缘性的村社共同体之内。北宋士大夫吕大钧在陕西蓝田创立的吕氏乡约，南宋士大夫沈焕、史浩、汪大猷在明州设立的乡曲义庄，均是跨宗族、超越血缘的村社共同体。当过宰相的杜范在《跋义约规式》中也提到另一种村社共同体：“余每叹王政不行，风俗不古，无告者多而民生重可哀也。嘉熙元年（1237）春，归自中都，得乡之义约。隐几读之，其悯穷恤死，庶几古者同井相扶持之意，坚此意推而广之，必有闻风而来取法者，则斯约之倡，其仁遍吾邦矣。余虽贫，亦愿助焉，喜而为之书。”这个“同井相扶持”的村社共同体叫作“义约”。

有了这些共同体，生活在传统社会中的人们便不至于彼此孤立、疏离。因此，假设宋朝社会也有双亲均外出的“留守儿童”，他们亦应该可以从家乡的宗族共同体、村社共同体中得到照顾、安顿。

而当这些民间自发形成的共同体也不足以实现救济时，后面还有政府救济兜底。宋朝户令规定，“诸鳏寡孤独贫穷老疾不能自存者，令近亲收养；若无近亲，付乡里安恤。如在路有疾患，不能自胜致者，当界官司收付村坊安养，仍加医疗，并勘问所由，具注贯属、患损日，移送前所。”“近亲”即宗族共同体；“乡里”即村社共同体；“村坊”则是政府设置的福利机构。南宋时，单救助孤儿的政府公益组织，便有“慈幼局”“散收养遗弃小儿钱米所”“婴儿局”“慈幼庄”“及幼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