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选 举（上）（第5/12页）
明经之见轻，昔人皆谓由其所试惟资记诵。《通典》云：“帖经者，以所习经掩其两端，中间开惟一行，裁纸为帖，凡帖三字。随时增损，可否不一，或得四、得五、得六者为通。”《注》云：“后举人积多，其法益难，务欲落之，至有帖孤章绝句，疑似参互者以惑之。甚者或上抵其注，下余一二字，使寻之难知，谓之倒拔。《旧书·良吏·杨玚传》：开元十六年（728年），迁国子祭酒。奏曰：“窃见今之举明经者，主司不详其述作之意，曲求其文句之难。每至帖试，必取年头、月日，孤经绝句。且今之明经，习《左传》者十无二三。若此久行，臣恐左氏之学，废无日矣。请自今已后，考试者尽帖平文，以存大典。”年头、月日，《新书》作年头、月尾。《日知录》曰：帖试之法，用纸帖其上下文，止留中间一二句，困人以难记。年头如元年、二年之类，月日如十有二月乙卯之类。今改曰年头、月尾，属对虽工，而义不通矣。既甚难矣，而举人则有驱悬孤绝索幽隐，为诗赋而诵习之，不过十数篇，则难者悉详矣。此所谓帖括也。《旧书·杨绾传》：绾言“明经比试帖经，殊非古义。皆诵帖括，冀图缴幸”。其于平文大义，或多墙面焉。”《通典》又云：“天宝十一载（752年），礼部侍郎杨浚始开为三行。”《注》云：“不得帖断绝疑似之言也。”《通考》：马贵与曰：“愚尝见东阳丽泽吕氏家塾有刊本吕许公夷简应本州乡举试卷，因知墨义之式。盖十余条。有云：作者七人矣，请以七人之名对，则对云七人某某也，谨对。有云：见有礼于其君者，如孝子之养父母也，请以下文对，则对云：下文曰：见无礼于其君者，如鹰鹯之逐鸟雀也，谨对。有云请以注疏对者，则对曰：注疏曰云云，谨对。有不能记者，则只云对未审。其上则具考官批凿。如所对善，则批一通字，所对误及未审者，则批一不字。大概如儿童挑诵之状。故自唐以来贱其科。所以不通者，殿举之罚特重，而一举不第者，不可再应。案《考》载宋太祖乾德元年（963年）诏：“旧制九经一举不第而止，自今一依诸科举人，许令再应。”盖以其区区记诵，犹不能通悉，则无所取材故也。”其言似矣。然业进士者之诵《册府》及《秀句》，亦何以异于业明经者之诵帖括邪？此则仍是尚文之风气为之耳。
明法：《新志》云：“试律七条，令三条。全通为甲第，通八为乙第。”《通典》云：“试律令各十帖，试策共十条。”《注》云：“律七条，令三条。”又云：“全通为甲，通八以上为乙，自七以下为不第。”《新志》辞亦不具。
书学：《新志》云：“先口试，通，乃墨试。《说文》《字林》二十条，通十八为第。”《通典》云：“试《说文》《字林》凡十帖，《注》云：“《说文》六帖，《字林》十帖。”口试无常限，皆通者为第。”
《新志》云：“凡算学：录大义本条为问答，明数造术，详明术理，然后为通。试《九章》三条，《海岛》《孙子》《五曹》《张丘建》《夏侯阳》《周髀》《五经算》各一条，十通六。《记遗》《三等数》帖读十得九为第。试《缀术》《缉古》，录大义为问答者，明数造术，详明术理；无注者合数造术，不失义理；然后为通。《缀术》七条，《缉古》三条，十通六，《记遗》《三等数》帖读十得九为第。落经者虽通六不第。”其辞似有衍错。《通典》云：“试《九章》《海岛》《孙子》《五曹》《张丘建》《夏侯阳》《周髀》《五经》《缀术》《缉古》帖各有差，《注》云：《九章》三帖，《五经》等七部各一帖，《缀术》六帖，《缉古》四帖。兼试问大义，皆通者为第。”
《旧书·职官志》云：“旧无五经学科。自贞元五年一月，敕特置三礼、《开元礼》科。长庆二年二月，始置三传、三史科。后又置五经博士，检年月未获也。”《通典·选举典》云：“贞元二年六月，敕自今已后，其诸色举选人中，有能习《开元礼》者，举一人同一经例。《新志》云：贞元二年（786年），“诏习《开元礼》者举同一经例”。辞不完具。选人不限选数许集。问大义一百条，试策三道。全通者超资与官。义通七十条，策通两道以上者，不在放限。其有散试官能通者，亦依正员例处分。《新志》云：凡《开元礼》，通大义百条、策三道者，超资与官。义通七十、策通二者及第。散试官能通者依正员例，辞亦不确。五年五月，敕自今以后，诸色人中有习三礼，前资及出身人依科目选例。吏部考试，白身依贡举例。礼部考试，每经问大义三十条，试策三道。所试大义，仍委主司于朝官、学官中拣择精通经术三五人闻奏，主司与同试问。义、策全通者为上等，特加超奖。大义每经通二十五条以上，策通两道以上为次第，依资与官。如先是员外、试官者，听依正员例。其诸学生愿习三礼及《开元礼》者并听。仍永为常式。九年五月，敕其习《开元礼》人，问大义一百条，试策三道。全通者为上等。大义通八十条以上，策两道以上为次等。余一切并准三礼例处分。仍永为常式。其选授之法，亦同循前代。”则三礼始贞元五年（789年），《开元礼》实始二年（786年）也。《十七史商榷》云：李涪以《开元礼》及第，见《北梦琐言》第九卷。其三传、三史，《新志》谓始长庆三年（823年）。云：是年，“谏议大夫殷侑言：三史为书，劝善惩恶，亚于六经。比来史学都废，至有身处班列，而朝廷旧章莫能知者。”于是立史科及三传科。又云：“凡三传科：《左氏传》问大义五十条，《公羊》《穀梁传》三十条。策皆三道。义通七以上，策通二以上为第。白身视五经，有出身及前资官，视学究一经。”“凡史科：每史问大义百条，策三道。义通七、策通二以上为第。能通一史者，白身视五经三传，有出身及前资官，视学究一经。三史皆通者奖擢之。”此数科，皆因当时治此学者少而设，寓有奖劝之意。然石晋天福五年（940年），礼部侍郎张允奏罢明经之辞曰：“窃窥前代，未设诸科，始以明经，俾升高第。”其时明经所试，“悉苞于九经、五经之中，无出于三礼、三传之内”，薛《史·选举志》。则设科实未免 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