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选 举（上）（第3/12页）

隋炀帝始建进士科。《通典·选举典》历代制中，《旧书·杨纂传》：大业中进士举，授朔方郡司法书佐。《新志》云：“凡进士，试时务策五道，帖一大经。经策全通为甲第，策通四、帖过四以上为乙第。”又云：“永隆二年（681年），考功员外郎刘思立建言：明经多钞义条，进士惟诵旧策，皆无实才，而有司以人数充第。乃诏自今明经试帖，十得六以上，进士试杂文二篇，通文律然后试策。”此所言者皆不具。《旧书·薛登传》：登言炀帝置进士等科，后生之徒，缉缀小文，名之策学；杨绾亦言：“炀帝置进士之科，当时犹试策而已”；皆可见进士初仅试策。《通典》云：“明经、进士，初止试策。贞观八年（634年），诏加进士试读经、史一部。至调露二年（680年），考功员外郎刘思立始奏二科并加帖经。其后又加《老子》《孝经》，使兼通之。”《新志》云：“上元二年（675年），加试贡士老子策，明经二条，进士三条。”永隆二年（681年），诏明经帖十得六，进士试文两篇，通文律者然后试策。长寿二年（693年），太后自制《臣轨》两篇，令贡举人习业，停《老子》。神龙二年二月，制贡举人停《臣轨》，依旧习《老子》。开元二十一年（733年），玄宗新注《老子》成，诏天下每岁贡士，减《尚书》《论语》策而加《老子》。《新志》同。又云：“诏天下家藏其书。”二十五年二月，制明经每经帖十，取通五以上，免旧试一帖，仍按问大义十条，取六以上，免试经策十条，令答时务策三道，取粗有文、理者与及第。其进士停小经，准明经帖大经十帖，取通四以上，然后准例试杂文及策。天宝元年（742年），明经停《老子》，加习《尔雅》。又云：“明经所试，一大经及《孝经》《论语》《尔雅》，帖各有差。既通而口问之，一经问十义，得六者为通。问通而后试策，凡三条。三试皆通者为第。进士所试，一大经及《尔雅》。帖既通而后试文、试赋，各一篇。文通而后试策，凡五条。三试皆通者为第。”《注》云：“旧制帖一小经并注，开元二十五年（737年），改帖大经。其《尔雅》亦并帖注。”又云：“经策全通为甲第，通四以上为乙第，通三帖以下，及策全通而帖经文不通四，或帖经通四以上而策不通四，皆为不第。”此天宝已前明经、进士两科试法也。《新志》仅据最后之制言之，而二科之加帖经，不在永隆二年（681年），又因是年之加杂文而误并为一焉。观《通典》帖既通而后试文赋之说，则知初所试者并无诗，而赋亦不该于文之内。《新志》云：“先是进士试诗、赋及时务策五道，明经策三道。建中二年（781年），中书舍人赵赞权知贡举，乃以箴、论、表、赞代诗、赋，而皆试策三道。大和八年（834年），礼部复罢进士议论而试诗、赋。”然钱徽一案，内出《孤竹管赋》《鸟散余花落》诗题以重试进士，则诗赋之复，初不待大和八年（834年）矣。薛《史·李怿传》：后唐明宗天成时，常侍张文宝知贡举，中书奏落进士数人，仍请诏翰林学士院作一诗一赋，下礼部为举人格样，则其制至五代未改。《周太祖纪》：广顺三年正月，户部侍郎权知贡举赵上交奏：“诸科举人，欲等第各加场数，进士除诗、赋外别试杂文一场”，从之。盖至是始复有所加？观此，亦可知诗、赋并不该于杂文之内。赵匡《举选议》，请“进士杂文，试笺、表、论、议、铭、颂、箴、檄等有资于用者，不试诗赋”，可见同为鞶帨之饰，时人视之，仍有有用无用之别。然则刘思立请加杂文时，亦当并无诗赋，而赵匡之议，亦或正欲复杂文初兴时之旧也。

进士科当唐之晚节，为世所共患，《新志》。其弊在于尚文。然尚文之弊，初非进士科所独，而进士实乃为尚文之风气所累。何也？案《隋书·李谔传》，载谔上书论文体之弊曰：“开皇四年（584年），普诏天下，公私文翰，并宜实录。其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马幼之，文表华艳，付所司治罪。自是公卿大臣，咸知正路。如闻外州远县，仍踵弊风。选吏举人，未遵典则。至有宗党称孝，乡曲归仁，学必典谟，文不苟合，则摈落私门，不加收齿；其学不稽古，逐俗随时，作轻薄之篇章，结朋党而求誉，则选充吏职，举送天朝。臣既忝宪司，谔时为治书侍御史。职当纠察。若闻风即劾，恐挂网者多。请勒诸司，普加搜访。有如此者，具状送台。”《传》云：上以谔前后所奏，颁示天下。四海靡然乡风，深革其弊。《旧书·薛登传》：登于天授中上疏论选举，亦谓“文帝纳李谔之策，风俗改励，政化大行。炀帝嗣兴，又变前法，置进士等科，于是后生之徒，复相放效。因陋就寡，赴速邀时。缉缀小文，名之策学。不以指实为本，而以浮虚为贵”。《通典》载沈既济之议云：“显庆已来，高宗不康，武太后任事，参决大政。太后颇涉文史，好雕虫之艺，永隆中，始以文章选士。及永淳之后，太后君临天下，二十余年，当时公卿百辟，无不以文章达。因循日久，寖以成风。至于开元、天宝之中，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焉。是以进士为士林华选，四方观听，希其风采。每岁得第之人，不浃辰而周闻天下。”观此诸家之言，似乎隋炀帝、武则天、唐玄宗三人，于败坏风气，皆与有责。实则崇尚浮华之风已深，非隋文一时设施所能变，唐起关中，初较东方为鄙朴，及高宗已后，乃亦与之俱化耳。当时于举吏亦欲以策校之，《旧书·刘迺传》：天宝中，致书于知铨舍人宋昱曰：“判者以狭辞短韵，语有定规为体，亦犹以一小冶，而鼓众金，虽欲为鼎、为镛，不可得也。若引文公、尼父，登于铨廷，虽图书、易象之大训，以判体挫之，曾不及徐、庾。”《薛珏传》：德宗时，诏天下举可任刺史县令者，有诏令与群臣询考。宰相将以辞策校之。珏曰：“求良吏不可兼责以文学。”于制科亦试以诗赋，见下。皆尚文之弊所发，与进士设科之意何涉？进士浮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