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终曲：纳粹的遗产（第4/6页）

战后最明目张胆的同谋行为也许发生在维也纳莫扎特协会的退休会长海因里希·达米什身上。达米什虽然退出公众生活，但仍撰写乐评，并以萨尔茨堡莫扎特基金会荣誉主席的名义工作。[591]更重要的是，他在1956年被授予莫扎特萨尔茨堡莫扎特城市金牌奖章，次年又获奥地利共和国服务之星金质奖章。他在德奥合并后三个月就写了一篇充满恶意的反犹文章《奥地利音乐生活的犹太化》（Die Verjudung des österreichischen Musiklebens），发表在《世界战争》（Der Weltkampf）杂志上。这样一个人不仅被称作“奥地利文化思想最卓越的拥护者”，并且能和他的宿敌布鲁诺·瓦尔特同时在萨尔茨堡获奖。[592]因此，一如凯尔什鲍默所强调的，这些奖对达米什来说，既是讽刺又是耻辱。另有证据表明，达米什对自己在第三帝国时期所扮演的角色并无悔悟之意。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在一本详细讲述维也纳莫扎特协会早期历史的书里，有一篇达米什关于协会1914年至1945年活动情况的文章。达米什在回顾被德国占领的岁月里，怀旧地写道，他在那段时间组织了“美妙的”音乐活动。[593]

1995年是奥地利向黑暗历史的余波妥协的一个转折点。这一年，奥地利庆祝了第二共和国成立50周年，并加入了欧盟。4月27日，维也纳国家歌剧院组织了一场音乐会和一个展览，展现了该团体——也暗指奥地利——对纳粹主义的妥协。庆典音乐会上演出了被纳粹当局查禁的作曲家的作品，演员克劳斯·玛利亚·布朗道尔（Klaus Maria Brandauer）穿插在音乐之间，念出纳粹文本中的一些段落，以展示“纳粹对犹太作曲家的残暴和荒谬态度，以及利用莫扎特等音乐偶像来宣传自己的行径”。这些片段是奥利弗·拉特科尔布挑选的，指出“纳粹审查制度的荒谬性，活着的和死去的作曲家都因此受害”。但这些文本也强调了一个事实，即“反犹言论在1938年之前其实就在奥地利音乐界遍地都是，纳粹从中找到一片肥沃的土壤，从而能够把自己针对音乐界犹太人的运动拓展过来”。[594]

11年后，奥地利的立场进了一步：莫扎特不仅被政客们视为一个奥地利人，也被视为一个欧洲人。无论是不是巧合，奥地利在2006年这个莫扎特年的上半年成为欧盟理事会主席国。有这个机会把这两件事联系到一起，真是令人无法抵御。总理沃尔夫冈·许塞尔（Wolfgang Schüssel）邀请欧洲政要在萨尔茨堡参与一个题为“欧洲之声”的会议，代表们在会上试图“找到并说出许多公民……对欧盟宪法条约文本感到不安的原因，并寻找解决方案，找到问题的答案”。会议被安排在1月27日开幕，这一天正是莫扎特诞辰250周年，正巧也是红军解放奥斯维辛61周年。

许塞尔在欧盟理事会开幕致辞上敦促同行们把这两件事看成欧洲身份的两极。“真正的欧洲天才”莫扎特反映了美好的期许和天堂的景象，而奥斯维辛反映出现实中的失败、罪孽和邪恶。因此，他总结道：

莫扎特能给我们一些答案，或者帮我们找到答案。他出生并生活在一个剧烈动荡的时代：也许这是值得让今天的欧洲公民记住的……在这个动荡的时代，莫扎特本人像一股旋风一样游览过整个欧洲，在欧洲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迹……莫扎特已经感知到法国大革命即将到来，与此同时给出了如何让事情重新有序的答案——不是用武器，而是用音乐。在《魔笛》中，追捕者和军队被一支魔笛停下，跳起舞来。[595]

不幸的是，许塞尔劝诫同行说，他们应该去思考欧洲“不只是一个经济理念”，而应该“找到共同的文化认同，思考是什么让欧洲团结起来，它的边境在哪里，目标是什么，有怎样的可能性”。他得到的回应却各式各样。甚至在他发表这个演说之前，布鲁塞尔的官员们就觉得他把这位奥地利作曲家和欧洲宪法相联系的想法好笑而又绝望。一个官员甚至开玩笑说“莫扎特的精神中唯一对这部宪法有用的应该是他的《安魂曲》[596]。

揭开旧伤

一些欧洲爱好者也许已经注意到，许塞尔想把莫扎特呈现为用音乐超越国界、在整个欧洲都宾至如归的人，但他没有得到奥地利自由党（FPÖ）的全心拥护。该党是他的联合政府中的一个次要党派。2005年12月，捷克旅行社（Czech Tourist Agency）设计了一个广告，以促进奥地利人访问该国。维也纳到处贴着海报，上书：“莫扎特来了五次捷克，你呢？”奥地利自由党因此掀起一阵风暴。该党发言人约翰·赫尔佐格（Johann Herzog）对这些海报表示不满，要求把它撤掉。他认为，这样的信息“扭曲了历史，侮辱了在‘二战’后被赶出捷克的苏台德意志人……捷克人试图创造一种印象，即捷克共和国一直存在于它现在的国土上。但莫扎特从未访问过捷克共和国。你只能说他访问了波希米亚，而布拉格当时是被看作日耳曼城市的”[5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