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终曲：纳粹的遗产（第2/6页）

其他作者对莫扎特的书写要灵活得多，他们愿意随政治气候的变化而修正自己先前的观点。由此，一部分借莫扎特年庆典之机、出版于20世纪40年代的著作，在战后通过恰当的修订而延长了生命力。其中之一就是伯恩哈德·鲍姆加特纳的莫扎特传记研究。鲍姆加特纳此书第一版完成于1927年，随后经过扩充，于1940年在柏林出版了第二版。战后，他再次修订此书，于1950年推出新版。[574]

鲍姆加特纳虽然难以算作纳粹政权的支持者，1938年被解除萨尔茨堡莫扎特学院院长职务，但他在1940年出版的莫扎特传还是反映出极端民族主义的时代气息。1950年版修正了这种姿态。马蒂亚斯·帕佩（Matthias Pape）挑出1940年和1950年两版中的一些段落，特别能够揭示莫扎特形象在这段时期内的变化。特别明显的是战后版除去了描写莫扎特爱国情结、对德意志灵魂格外认同的姿态鲜明的话语。例如，在1940年版第44页，鲍姆加特纳说，莫扎特内心最深处的渴望始终是“为德意志民族增光添彩”（引用他1778年5月1日给父亲的信）；而在1950年版第27页，这段话被改成莫扎特只是不时会受到这种炽热志向的感染。类似地，在1940年版第45页，鲍姆加特纳写道：“莫扎特的德意志性反映出他振奋地意识到不受国界约束的德意志精神的强大力量。”在1950年版第28页，这句话被改成“莫扎特的爱国主义反映出他人性地意识到不受国界约束的日耳曼精神的强大力量”。帕佩引述的两版之间的其他区别，包括一些因某些语句具有特定含义而在1950年版中被删除的段落。在1940年版的第421页，鲍姆加特纳写道：“曼海姆的回忆深深地感动了这个德意志灵魂。在哀叹时势艰难时，他的悲伤转化成一种高贵的人民意识（edlen Volkbewußtseins）的纯粹动力。”但在1950年版第334页，这句话被换成很短的一句，即“曼海姆的记忆又一次深深触动了他”，把关于莫扎特“德意志灵魂”的话以及该段其他内容都删掉了。[575]

战后的莫扎特流散群体：和解与抗争

第三帝国期间附会于莫扎特音乐上的那些令人不适的诠释得到迅速压制，而占领势力又带来较为开明的氛围；这无疑让莫扎特流散群体的一部分人更容易和驱逐了他们的国家达成一定程度的和解。一些人在20世纪50年代和故国重新建立联系，指挥家弗里茨·布什1951年接受了西德的指挥职位，制作人卡尔·埃伯特1954年在柏林重任剧院经理一职。布鲁诺·瓦尔特在1948年5月和维也纳爱乐乐团深情地重续前缘，次年在战后的萨尔茨堡音乐节首度亮相，指挥莫扎特《G小调交响曲》和马勒的《大地之歌》。四年后的1956年是莫扎特诞辰200周年，他重访萨尔茨堡，在告别音乐会中指挥了莫扎特的《安魂曲》。

然而只有很少的流亡者考虑永久地返回故乡。奥托·埃里希·多伊奇是一个显著的例外。1952年，他从剑桥永久迁回维也纳。他作为学者在纳粹时代之前的奥地利享有盛名，当地人张开双臂欢迎他回来。除继续孜孜不倦地研究舒伯特和亨德尔之外，多伊奇直到1967年逝世为止，一直是战后莫扎特研究的领军人物之一。1954年起，他在《新莫扎特全集》（Neue Mozart-Ausgabe）的成形过程中起到了特别重要的作用。他的主要贡献是两部巨著：《时代图景中的莫扎特和他的世界》（Mozart und seine Welt in zeitgenössischen Bildern，1961）和《莫扎特：生平文献》（Mozart：Die Dokumente seines Lebens，1961）。[576]另外，他和威廉·鲍尔（Wilhelm Bauer）合作编辑了莫扎特书信的多卷本决定性版本《莫扎特书信和编年生平》（Mozart Briefe und Aufzeichnungen，1962—1963）。[577]

保罗·奈特尔的战后活动显示出更为特别的和解姿态。他虽然大声谴责纳粹滥用伟大音乐家，但正如1945年致《纽约时报》的一封信所示，他一直坚信德奥音乐学家从未真正信服于这些虚伪的教条。[578]这大概解释了他于1955年在法兰克福出版的莫扎特研究专著中纳入了阿尔弗雷德·奥雷尔关于莫扎特和维也纳、汉斯·恩格尔关于莫扎特管弦乐音乐、罗兰·腾舍尔特关于莫扎特和教会的研究。[579]由此看来，奈特尔作为研究莫扎特和共济会关系的专家，是否读过奥雷尔1941年和1944年出版的莫扎特研究著作，就耐人寻味了：奥雷尔这两本书充满政治意味，强烈地反共济会，试图把莫扎特剥离和共济会的种种关联。

有一个音乐学家在战后仍抵制德国，拒绝任何和解。他就是阿尔弗雷德·爱因斯坦。爱因斯坦的莫扎特专著由亚瑟·门德尔（Arthur Mendel）和内森·布罗德（Nathan Broder）译成英文本，在1945年出版。两年后，德语原文版由斯德哥尔摩的出版商贝尔曼—费舍出版，当即被奉为莫扎特德语研究的标杆，至今仍是如此。这真是特别讽刺。即便如此，爱因斯坦拒绝任何回到德国的建议，也拒绝和在纳粹政权下寻求立足之地的音乐学者重建联系。他对奥地利学者也同样原则分明，在1949年拒绝接受萨尔茨堡学院国际协会颁发的金质奖章。[580]他在美国刊物《音符》（Notes）1946年12月号发表的对1943年卷《新莫扎特年鉴》的恶评中，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他对故国的恨意。他不仅哀叹所选文章可怜的学术品质，更蔑视出版此书背后的原则，如其最后的评论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