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终曲：纳粹的遗产（第3/6页）

最重要的是前言的最后一段。在全世界，出版一本书就是出版一本书，甚至在战时也一样。在1943年的德国，出版一本书是“Zeugnis unseres unerschütterten und unerschütterlichen Kulturwillens”——“见证未被撼动也无法撼动的”——哈，要怎么翻译“Kulturwille”呢？6大概一定是兽性的反义词吧。[581]

莫扎特，战后奥地利和纳粹的遗产——延续和变化

在许多方面，战后的莫扎特接受中最显著的变化是把他从描述为一个德国作曲家变成描述为一个纯粹的奥地利人。1945年起，莫扎特和国家的这种共生关系在几个层次上被操纵，特别是被用来振兴国家的经济和旅游业。最大张旗鼓的盘剥利用发生在2006年莫扎特诞辰250周年时。毋庸置疑，奥地利人非常强烈地视莫扎特为自己人。2003年，德国电视二台（ZDF）组织了一次评选，把莫扎特提名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德国人之一，导致奥地利驻德国大使克里斯蒂安·普罗斯尔（Christian Prosl）对此表示强烈抗议。对普罗斯尔和奥地利国民来说，莫扎特是奥地利籍，根本不应加入这种评选。[582]

莫扎特从德国偶像迅速转变为“奥地利性”最有力的代表人物，这让人思考这两个牌子的民族主义到底有多少共同点，而这个问题也触及一个更大的问题：奥地利在战后有多成功地让自己脱离了纳粹共犯群体。[583]当然，在第三帝国崩溃后的几个月里，有人努力要决定性地和过去一刀两断。1941年莫扎特音乐周的设计师海因里希·达米什被迫辞去维也纳莫扎特协会会长和《维也纳费加罗》编辑的职位。在埃里克·韦尔巴的领导下，《维也纳费加罗》继续出版，摆明了要抹去不洁记录。韦尔巴上任后试图和刚刚过去的历史划清界线，一个早期的动作是发表了埃贡·冯·科莫尔任斯基的一篇文章，写的是莫扎特和他的剧本作者达·蓬特的建设性关系——这个选题两年前肯定是个禁区。[584]

34.战后最早的《费加罗的婚礼》演出的节目册，1945年由 维也纳国家歌剧院部分成员上演，使用赫尔曼·莱维译本。

奥地利人需要重建民族认同的另一个例子是维也纳音乐生活以惊人的速度得到重建。尽管国家歌剧院的建筑在1945年3月被炸毁，恢复常规演出季的愿望还是强烈到无法抵抗，并得到占领者的鼓励。相应地，歌剧院于1945年5月1日在另一个剧场恢复运营，上演了《费加罗的婚礼》。这一引人瞩目的演出由约瑟夫·克里普斯（Josef Krips）指挥，接下去几场演出由安东·泡利克（Anton Paulik）指挥。克里普斯有部分犹太血统，德奥合并后被禁止在奥地利工作，于1945年回到维也纳。[585]虽然这部歌剧的演出用的是德语版，但歌剧院重新启用赫尔曼·莱维的译本，这一信息在节目册上有显著的标示。

在维也纳之外，美军于5月4日控制了萨尔茨堡。同样，占领军急于恢复当地民众的信心，就开始迅速筹划恢复萨尔茨堡音乐节。8月12日，战后第一届萨尔茨堡音乐节开幕，招待了马克·克拉克将军（Mark Clark）和其他军队高官。节目大多由军队成员上演，包括《后宫诱逃》的一个新制作，由菲利克斯·普罗哈斯卡（Felix Prohaska）指挥——他是又一个和纳粹保持距离的人物。《纽约时报》在报道开幕式时误导了读者，说恢复以莫扎特为中心的音乐节是“因为在1938年到音乐节停止举办的1943年，曲目都经过宣传部长戈培尔的审查，尽管莫扎特符合纳粹的‘雅利安’标准，能演的曲目也十分有限”[586]。之后几年，音乐节逐渐有了自己的艺术特色，就不需要这样的公告了。即便如此，第三帝国的阴影和音乐节曾作为纳粹文化宣传的共谋角色不是那么容易去掉的。

1946年11月，《伦敦时报》就奥地利的现状发表了一篇长文。文中颇富洞察力地写道：“几乎每一个维也纳人都决心永不再让刚刚过去的纳粹历史有机会重现，然而，红色的奥地利国旗上，那个曾经有过纳粹十字的黑圈要完全消失，仍需时日。”文章继续说，“纳粹的污染恐怕比人们意识到的要深”。[587]多年来，许多奥地利人耽于自怜，呈现给外界以纳粹受害者，而非纳粹同谋的印象。这种拒绝面对历史的姿态让一些在德奥合并后支持纳粹挪用莫扎特的重要人物在奥地利战后文化生活中依然能发挥影响，有一些甚至被授予最高的国家荣誉。

历史学家格尔特·凯尔什鲍默（Gert Kerschbaumer）和奥利弗·拉特科尔布（Oliver Rathkolb）在一系列缜密的研究文章中揭露了这种让人不安的延续性。[588]凯尔什鲍默特别关注的是，奥地利将莫扎特当作有力武器，用来怀念哈布斯堡旧时荣耀的符号，边缘化实验性和批判性的艺术。他举出一个让人心灰意冷的例子，即巴尔杜尔·冯·席拉赫1941年11月28日的莫扎特纪念演讲所用的神圣化语言，和1956年1月27日莫扎特诞辰200周年时萨尔茨堡音乐节组织者所使用的语言有极大的相似性。[589]其他没有在后纳粹时期改变其纳粹时期意识形态的人物还有作家弗朗茨·卡尔·金兹基（Franz Karl Ginzkey）。他在1941年莫扎特年的演讲《莫扎特的不朽讯息》（Mozarts unsterbliche Sendung）在四年后几乎一字不动地重印在他的《天才莫扎特》（Genius Mozart）一书里。音乐学家、莫扎特专家埃里希·申克1946年被聘为奥地利科学院音乐研究委员会主席。和金兹基相反，他在1967年临近去世出版文集时，修改了自己1941年至1943年写的文章，以隐藏自己曾是纳粹同情者的事实。与此同时，申克保持公然反犹的立场。这表现他对同行奥托·埃里希·多伊奇的态度上，也表现在他对马勒的敌意上；他还拒绝批准一位研究生学生以弗朗茨·施雷克尔7为博士论文选题。[5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