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终曲：纳粹的遗产

那么，必须做的事，就是告诉德国人，他们可耻地背叛了他们之中最伟大的人，特别是音乐领域的人物……德国人再一次真正懂得莫扎特和贝多芬的时候，他们的普世主义和国际主义就会被唤醒。

——保罗·奈特尔[567]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时刻，同盟国的报纸和刊物上充满各种建议，关于怎样才是把德国人拉回到文明民族的最好方法。在音乐方面，重新教育德国人、清除他们意识中最激进的民族主义成分的工作在表面上看很快就起到了积极作用。与此同时，正如大卫·莫诺德（David Monod）和托比·撒克尔（Toby Thacker）最近所揭示的，同盟国并未针对德国音乐生活实施完整的、有计划的去纳粹化措施。[568]

在第三帝国时期，莫扎特尽管实质上被晋升为荣誉纳粹分子，总体上还是逃过了围绕在某些充分服务于纳粹政权的作曲家身上的意识形态包袱；后者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瓦格纳。因此，继续上演莫扎特作品的行为不会被污名化。根本上说，他的音乐对各方面来说都是可以接受的。对战后占领方来说，莫扎特和贝多芬、巴赫一样，被视为普世的作曲家，是向所有人言说的。与此同时，战败的德国人急于重建对自己音乐传统的信念；对他们来说，莫扎特的伟大和人性是能够超越纳粹主义的恐怖的。因此，许多最精于莫扎特的演奏家和音乐学家，包括出于本人意愿参与了有政治问题的活动的（包括纳粹化的萨尔茨堡音乐节和1941年维也纳的莫扎特庆祝活动）最终是受益于这种开明的态度的。大部分人未受惩罚，在1945年之后重新获得了在德奥音乐生活中的显赫地位。

由于莫扎特本人不需要平反，强加于他的音乐的种种伤害很快就被遗忘了。许多歌剧院由此认定，达·蓬特歌剧用意大利语来演会更好，这种做法显然能帮助人抚平、跨过刚刚过去的种种回忆。此外，关于《魔笛》中共济会元素的荒唐讨论也很快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

延续过去

即便人们希望清除过去的记忆，一些在纳粹时代推广起来的莫扎特项目在战后重新出现了。最突出的例子包括格奥尔格·许涅曼翻译、编订的达·蓬特歌剧。这是获得纳粹宣传部赞助和支持的项目。在20世纪50年代，许涅曼的作品再次得到推广，彼得斯出版社莱比锡分社从1942年起开始重印钢琴缩谱版；另一家莱比锡公司雷克拉姆出版社出版了剧本。甚至连许涅曼为乐谱撰写的、政治含义明显的前言也几乎完全保留。最明显的修订是，在提到赫尔曼·莱维的成就时去掉了加括号的缩写Jd.（即指犹太人）。许多年后，许涅曼版总谱由纽约的多弗出版社（Dover）出版，《唐·乔万尼》出版于1974年，《费加罗的婚礼》出版于1979年，《女人心》出版于1983年。这些出版物标明了原先的版权日期：1941年。但不奇怪的是，表明戈培尔和宣传部赞助此项目的那一页不见了。

另一部由戈培尔启发的莫扎特政治宣传作品在战后没几年就重新浮出水面。但它重现的语境却颇让人感到意外，艺术上也值得质疑。1948年，《纽约时报》宣布，由此前在欧洲的制作人乔治·莫斯科夫（George Moskov）和亚布拉罕·海姆森（Abraham Haimson）新近创办的帕特里先电影公司（Patrician Pictures）完成的一部关于莫扎特生平的英语电影，将定名为《莫扎特的故事》（The Mozart Story）。但这部电影不完全是新摄制的。虽然有20分钟是在美国新拍的，但影片的大部分实际上是英语配音版的《众神所爱之人》，一部1942年的纳粹战时宣传片。出于明显的原因，莫斯科夫和海姆森误导了《纽约时报》，声称该片于1945—1946年完成。他们刻意误导的还有其他方面，特别是，他们从原片中删去40分钟，给新摄制的关于莫扎特的“死敌”安东尼奥·萨列里的内容留出空间。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莫斯科夫声称，因为国际政治原因，萨列里没法出现在原先的奥地利版中。[569]《莫扎特的故事》由两段完全不同的影片拼合而成，反响十分冷淡。《纽约时报》的影评人认为，该片“呆板，无趣，混乱”，“主角选错了演员，人物没有说服力，也不有趣”[570]。由于商业上不成功，最终也没有人去更仔细地检查它的原始材料。

纳粹历史中有一项遗迹无法轻易除去，这就是关于莫扎特之死的阴谋论。此论在20世纪30年代得到玛蒂尔德·鲁登道夫最为积极的推广，她后来被戈培尔下令禁言；在战后则被一个存活于联邦德国的极右组织复活。20年后，约翰内斯·达尔肖（Johannes Dalchow）、迪特·凯尔纳（Dieter Kerner）和贡特·杜达（Gunther Duda）将这一传说变得板上钉钉般确凿。[571]这三人都有医学背景。在接下去的40年中，他们孜孜不倦地研究这个选题，出版了大量成果。和玛蒂尔德·鲁登道夫不同，达尔肖、凯尔纳和杜达以高度复杂的科学探索来研究莫扎特之死。然而，三人都是德国上帝知识联盟（Bund für Deutsche Gotterkenntnis）的成员。该组织成立于1937年，随第三帝国的覆灭而成为非法组织，后于1951年重新成立，其目标是传播鲁登道夫的种族和宗教论。这三位始终致力于为她的观点——莫扎特是被共济会士毒死的——添砖加瓦。[572]关心莫扎特身体状况的主流音乐学家一直在仔细审查他们的作品，但始终对他们的论证保持怀疑。对他们的作品做出最详细评价的是威廉·斯塔福德（William Stafford）1993年的《莫扎特诸迷思》（The Mozart Myths）一书。斯塔福德虽赞赏三位对原始素材和二级素材的彻底评估，但称他们对素材的审视“相当不诚实，有违学术规范”。[573]虽然这样的批评减小了他们的影响力，但他们坚持深入研究自己理念的意志让人不安，也提出一个困扰人的问题：新纳粹思想在多大程度上仍在冲击着德国战后的莫扎特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