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莫扎特在海外（第3/12页）

《费加罗的婚礼》整个11月都在演，一直演到12月。它的成功鼓励犹太文化联盟成立了一个永久性的歌剧公司——文化联盟歌剧院（Kulturbund Oper），并把其他作品加入演出剧目。1934年2月，文化联盟歌剧院把《费加罗的婚礼》的制作带到了布莱斯劳。根据1934年3月发表于《文化联盟德国犹太人文化月报》（Kulturbund deutscher Juden Monatsblätter）的一份报告，该公司克服困难，把适合私密的小型剧场的制作成功地转到一个近1700座的大剧场。[250]在文化联盟歌剧院的第一季演出结束时，库尔特·辛格尔为未来几年的计划做了草案，清楚地显示他非常希望把更多的莫扎特搬上舞台。他非常想上演《魔笛》，而在1935年提交给宣传部的方案中，他提出要上演《女人心》。[251]

不幸的是，这两个计划都未能实现，因为辛克尔越来越限制辛格尔选择剧目的自由。1935年6月27日的《曼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 Guardian）报道说，“犹太人在自己的社群里创造了如此纯粹的德国文化氛围”，已经被纳粹视为“眼中钉，肉中刺”。[252]辛克尔的报复是，要求犹太文化联盟在未来的活动中只上演犹太作曲家或外国人的作品，像莫扎特这样的“雅利安”作曲家将严格禁演。1935年夏季，在柏林，这种文化上的种族隔离政策加速了。辛克尔和国家秘密警察达成一致，认为必须更紧密地监视联盟的活动。他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犹太文化联盟中的负责人“现在必须展示他们能为和他们同种族的同志们做些什么。只要他们不掺和我们的德意志文化生活，我们也不会打扰他们……德国和她伟大的文化财富属于德国”[253]。

在如此公开宣布之后，辛克尔不可能再同意文化联盟歌剧院上演莫扎特的歌剧。1935年11月，《女人心》的带妆彩排已经举行，纳粹当局却禁止该剧上演，让辛格尔深受打击。这项禁令被海外的纳粹反对者看作进一步侵蚀犹太人公民自由的证据。例如，11月10日，反纳粹的捷克社会民主党旗下周报《新前进报》（Neuer Vorwärts）头条大标题为“犹太人被禁止演出莫扎特”；11月16日，《曼彻斯特卫报》称这部歌剧的撤演为“纳粹头脑那奇特而卑鄙的恶意”的明证。[254]

虽然辛克尔成功地阻止了辛格尔在柏林上演更多莫扎特的作品，他的规范性政策在德国首都以外地区的执行力度要小得多。因此，1936年5月，犹太文化联盟法兰克福分部上演了舞台制作版的《后宫诱逃》，由汉斯·威廉·施坦伯格（Hans Wilhelm Steinberg）指挥。之后，在同年11月，又上演了《魔笛》，由理查德·卡普（Richard Karp）指挥。[255]甚至在柏林，一场钢琴伴奏的音乐会版《费加罗的婚礼》也成功地在1936年5月于约瑟夫·莱曼学校（Joseph-Lehmann Schule）上演，没有受到辛克尔的阻挠。[256]但是，在接下去的几年里，文化联盟对剧目和发展方向的决定权受到的限制越来越大。如果辛克尔之前的指令并不是十分清晰，那日益细致的审查即将到来。1937年5月，辛克尔下令，禁止犹太文化联盟上演贝多芬、莫扎特以及歌德的戏剧。[257]

德奥合并后，螺丝越拧越紧，出生于奥地利的海顿和舒伯特也被加入禁止犹太文化联盟上演的作曲家名单里。自然，这样的制裁只对公开演出有效，因为宣传部没有权力禁止犹太音乐家作为个体聚在家里演这些作曲家的音乐。但从1937年起，德国的犹太人私下演出莫扎特的室内乐实际上也成了违法活动，要是被警察发现，就会受到严厉惩罚。[258]

正当居住在纳粹德国的犹太人被禁止公演莫扎特之时，离开德国、定居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则利用这位作曲家的作品来建立自己的认同意识。1935年，赫尔曼·斯维特（Hermann Swet）在《巴黎日报》（Pariser Tageblatt）报道说，4月22日，在斯科普斯山（Mount Scopus）的环形剧院，一个学生合唱团（由耶路撒冷学院合唱团和基督教青年会合唱团组成）和一个业余的大学乐团在卡尔·萨洛蒙（Karl Salomon）指挥下，上演了一场非凡的音乐会。萨洛蒙是马克斯·雷格尔的学生，1933年离开德国。他们所上演的作品是莫扎特1771年的圣经题材清唱剧《解放了的伯图利亚》，用的唱词是梅塔斯塔西奥的原版。演出将作品标题改为《友第德》，唱的是由18世纪时在阿姆斯特丹活动的诗人大卫·弗朗科·门德斯（David Franco Mendes）翻译的犹太语译本。[259]

很容易让人想问这场演出背后是否有政治动机，就像音乐学家汉斯·约阿希姆·莫泽尔一年之后在纳粹德国完全不同的情境下以一个全新的雅利安化的文本复排了此剧。人们显然能从这部清唱剧的剧情和犹太人当时的文化立场中找到相互呼应之处。剧中，友第德把以色列人从被亚述军队占领的伯图利亚拯救出来，而犹太人当时在英治巴勒斯坦也挣扎着表达出属于自己的文化立场。不过斯维特这篇发表于流放报纸、题为《哭墙下的莫扎特》的文章并没有提到这点。他赞扬的是萨洛蒙的开拓性成就：这可能是这部清唱剧第一次用希伯来语上演；他另外点明作品中可能预示着《魔笛》和《安魂曲》的一些地方。这位作者也评论了巴勒斯坦室内歌剧院同样用希伯来语上演的短命的《后宫诱逃》，不过评价没有那么高。这场演出是在耶路撒冷的锡安电影院上演的，英国驻巴勒斯坦高级专员亚瑟·沃考普爵士（Sir Arthur Wauchope）和其他殖民地官员非常显眼地坐在剧院第一排，气氛令人生畏。尽管如此，斯维特注意到，即便是在这么困难的条件下，聆听此剧仍然极大地鼓舞了犹太人的士气；他补充说，由于从德国移居巴勒斯坦的音乐家在过去两年内的努力和影响，“人们越来越欣赏和喜欢莫扎特了”[2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