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莫扎特在海外（第2/12页）

我们历来欢迎以这种经典形式呈现的德国文化，它历来是通向整个世界的大门，是通向完整人性的途径；以此观之，我们作为德国犹太人，如果想逃脱在内心固守犹太人聚居区的危险，就渴望也必须尊这种德国文化为神圣……因此，德国和全世界的经典创作者——莱辛和歌德、莎士比亚和莫里哀、莫扎特和贝多芬将始终是我们的戏剧体验中不可或缺的基础。我们在创办的剧院将是一个犹太剧院，但与此同时也是一个德国剧院；它会从这一独特的双重存在根源繁盛起来，这种双重根源把我们养育成德国犹太人，我们人生在世便无法与之分离。[243]

联盟选择戈特霍尔德·艾夫莱姆·莱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的话剧《智者纳坦》（Nathan der Weise）和莫扎特的《费加罗的婚礼》作为第一季的开季剧目，从中可以窥见它的目标。选择莱辛意在恳求宗教宽容，该剧“以真正的弟兄精神于启蒙时代写成，题献给剧作家的犹太朋友——哲学家摩西·门德尔松”，联盟的制作极为大胆。[244]尽管节目册敬请观众不要在剧院及其近处讨论政治，但最后一场中，舞台上只出现纳坦一人而没有强调基督徒、犹太教徒和穆斯林的和谐共存，明确地表达出联盟对德国犹太人所面临的孤立处境的理解。

《费加罗的婚礼》由库尔特·辛格尔和海因茨·康代尔（Heinz Condell）担任舞台制作，由约瑟夫·罗森施托克指挥。初看之下，这部戏和莱辛的话剧相比，和犹太观众所当下面临的困境关系较远。但选这部戏不可能完全没有目的。除了反映这是作曲家和他的犹太剧作家颇富成果的合作的一个成功范例以外，这部歌剧至少在其初演时代表着对既成秩序的挑战，攻击了威权主义，渴望着平等、自由和博爱。辛克尔和负责审批演出的纳粹检查官大概没意识到其暗含的颠覆性，只把它当成一部令人愉快、供人消遣的喜剧了。[245]

从犹太媒体对这部歌剧的评论来看，我们并不清楚《费加罗的婚礼》的观众有多少人捕捉到了这些意思。除了赞扬演出质量，大多数评论家自然选择强调莫扎特的作品中含有的犹太元素。路德维特·米什（Ludwig Misch）在《柏林犹太人社区小报》（Gemeindeblatt der JüdischenGemeinde zu Berlin）的文章里明确指出莫扎特剧本作者洛伦佐·达·蓬特的犹太血统和赫尔曼·莱维的现代德译本。[246]一位匿名作者在《犹太评论》（Jüdische Rundschau）赞扬犹太文化联盟“没有让我们失望”，因为演出做到了一点，即“一部犹太人的《费加罗》本应是光耀我们姓名的正确的《费加罗》。作为犹太人，我们崇敬每一部伟大的艺术作品，我们吸收它，乐于沉浸其中。我们在参与它、在制作和演出时，在艺术上做到认真严谨，这证明了我们的感激之情”。[247]

尽管德国的非犹太媒体被禁止讨论犹太文化联盟的《费加罗的婚礼》演出，赫伯特·F.派泽尔对该制作的乐评出现在了《纽约时报》上。外国报纸上详细报道犹太文化联盟活动的文章极少，这是其中一篇。派泽尔做出了在德国显然无法直言的观察，他让读者警惕这个组织在怎样的压迫性条件下才被允许运营：它的存在“由希特勒的独裁统治特别批准。它的运营受到严丝合缝的管制，条件苛刻，稍有违反就意味着当即解散”。与此同时，它试图照顾到——

那些仍然觉得自己的命运和德国紧密相连的犹太人的精神和智识需求。这些犹太人始终将德国视为祖国，认为它的文化已经是他们的肌体中鲜活的纤维。几个世纪以来，他们认为自己和其他的德国人对这种文化享有同等的所有权，而该联盟的目标就是以这相同的艺术、科学和哲学事务来滋养他们。[248]

派泽尔并未详细评论演出质量，只说它“是以室内歌剧那种亲密的风格演的，而不是以更大、更震撼的规模，没有奢华的音乐和布景”，优秀的团队合作和音乐质量都不亚于他近期在其他德国歌剧院里看到的演出。这位批评家注意到，尽管库尔特·辛格尔的制作使用了“被纳粹德国最近禁止了的自由而幽默的风格”，它所用的幽默并不像这部作品本可表现的那样犀利。也许更有启示的是他的结论。虽然用一个基督教隐喻来描写一件专属犹太人的事情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但他证实观众对这场演出表现得格外热情：

演出情绪高涨，观众的行为对此形成映照。这是真正的亲密氛围，几乎所有咏叹调结束后，观众都报以掌声。然而，观众聆听莫扎特那神圣的喜剧逐渐展开时的方式，他们表现出来的静谧的高贵，却有难以解释之处，又令人难以置信地感动——这种精神不知怎地让人想到早期基督徒聚集在地下墓穴里敬拜先圣的情景。当歌剧结束、观众出现在大街上时，扭曲的十字架和纳粹冲锋队的皮靴显得比任何时候都更臭不可闻。[2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