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把莫扎特雅利安化

洛伦佐·达·蓬特这个威尼斯犹太皮商的儿子，在为萨列里、马丁—索勒和加扎尼加写下平庸无奇的作品之后，成了莫扎特的剧本作者。他虽然没有任何作诗的才华，但很机灵，懂得如何区分舞台上有效和无效的东西。他雄心勃勃、自私自利、狂妄不羁的性格使他过上莽撞的一生。

——利奥波德·康拉德，1943年[140]

莫扎特在1781年定居维也纳之后，和一些犹太裔同行和相识有了联系。他们中的许多人已在奥地利首都靠自己在商业、公共金融和军火方面的敏锐头脑站稳了脚跟。他们也从约瑟夫二世的改革中获利。约瑟夫二世于1782年1月2日发布《宽容令》，结束了下奥地利犹太人在社会和经济方面被隔离的状况。莫扎特认识的大多数犹太人都改信基督教，无疑是认为这一举动会让他们更能够融入维也纳社会，同时也超越几世纪来的宗教偏见。

莫扎特确实有理由感激他的犹太朋友给他的支持和资助。例如，银行家莱蒙德·冯·韦茨拉尔（Raimund von Wetzlar）在1782年为作曲家提供了免费住宿。有几个犹太人，包括约瑟夫·冯·索能费尔斯（Joseph von Sonnenfels）和纳坦·亚当·冯·阿恩斯坦男爵（Baron Nathan Adam von Arnstein），都是他音乐会门票的常规订购人。莫扎特也和获准进入他所在的那几个共济会会所的犹太人建立友好的关系。最重要的，却是他和宫廷诗人、改信基督的犹太人洛伦佐·达·蓬特的合作。达蓬特为他最伟大的三部歌剧写了剧本：《费加罗的婚礼》《唐·乔万尼》和《女人心》（Così fan tutte，1790）。[141]

在第三帝国时期写莫扎特的作者们为了把他重塑成一位具有深度德国性而反共济会的作曲家，会略过他与韦茨拉尔和索能费尔斯等人的联系，把他们看作作曲家偶然结识的人，对他作为音乐创作者的成就并无影响。很明显，和达·蓬特的合作没法轻易跳过。若严格执行纳粹的反犹法律，那么可以想见，他们合作的几部歌剧只能清除出保留剧目了。然而，正如其他由雅利安作曲家和犹太诗人或剧作家合作的不可侵犯的杰作一样（例如舒伯特的《天鹅之歌》、舒曼的《诗人之恋》和比才的《卡门》），这样的行动是无法想象的，原因不只是会让当局的文化政策显得荒谬可笑。

洛伦佐·达·蓬特——反犹主义污名化的牺牲品

与其指责莫扎特因为“被误导”才和达·蓬特合作，明显更合适的策略是专注于这位剧作家，贬低、污名化他的贡献和成就。这种思路在纳粹上台之前就已经在纳粹圈子里成形了。例如，纳粹党报《人民观察家报》（Völkischer Beobachter）早在1929年8月17日就在《唐·乔万尼》一次演出的乐评中稍负面地谈到了达·蓬特。文章提醒读者，莫扎特最喜欢的剧作者有犹太背景。全文充斥着熟悉的反犹修辞。因此，“那群应该谴责的犹太人，他们写得太多”，但他们的创作绝非来自内心的冲动，而只是因为犹太人“知道如何从这种活动中赚到钱”，而达·蓬特必然是这群犹太人的先祖之一。[142]

除了贬低达·蓬特的多产，这家报纸还认为，比较达·蓬特的多产和莫扎特的多产，以此评价作品品质的高低，是公平的。在评论1928年慕尼黑音乐节上演的《费加罗的婚礼》时，批评家认为达·蓬特的作品是二流的，是莫扎特创作过程中的一个弱点，而这位德国作曲家却成功地克服了这个弱点：

莫扎特没有因达·蓬特的油头滑脑而滑倒。他用德国音乐的含蓄、精致和到达灵魂的深度让《费加罗》轻浮的文本变得高贵。由此，他为剧作者挣得一份不应有的名声，把他掩蔽在他不朽的天才之下。[143]

尽管这样的评价在1933年之后必然具有一定的分量，但事实上，对于在这一时期应该如何把达·蓬特呈现给德国公众，丝毫没有形成共识。甚至于，有一些对他的介绍不是完全贬低的。作家君特尔·安德莱斯（Günther Andrees）在出版于1936年的《莫扎特和达·蓬特，或浪漫主义的诞生》（Mozart und Da Ponte, oder Die Geburt der Romantik）一书中把他描述成大胆而富有冒险精神的人。安德莱斯的写作主要是面向大众的，对他来说，达·蓬特能够从犹太人聚居区上升到约瑟夫二世的宫廷诗人，可以被看作其坚强个性的一个反映。然而，他虽然承认达·蓬特在莫扎特的合作中所达到的高品质，但也不时指出他性格中的负面（因而暗示为犹太人的）特征，特别是狂妄不慎这点。根据他的解读，莫扎特正是因为这点而弃用达·蓬特，转投席卡内德的。他最终在和席卡内德的合作——《魔笛》中实现了自己创作一部真正的德国歌剧的天才愿望。[1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