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莫扎特在海外

我梦见

非犹太人把莫扎特钉上十字架

把他埋在贫民之墓。

而犹太人让他成为神之子

并纪念他。

我是他的门徒，我跑遍世界，

劝我遇到的每一个人改宗。

只要遇到基督徒，

我就让他成为莫扎特的信徒。

——雅各布·格拉特斯坦[240]

不论这位意第绪诗人雅各布·格拉特斯坦是否清楚纳粹在剥除附着在莫扎特身上的“犹太污染”时走得有多远，他的诗《莫扎特》毫无疑问呈现了挑战性的意象。这首诗写于1946年，大屠杀之后。前两节用了强有力的隐喻，将莫扎特之死和二战导致的欧洲文化破坏做了令人心惊的类比。格拉特斯坦看到的世界里，由非犹太基督徒代表的邪恶力量把一切代表欧洲文化真正美感的东西都钉上了十字架，这其中，莫扎特是最具代表性的。只有犹太人能成为这一文化遗产的唯一守护者和传道者。

纳粹德国流亡海外的难民们在多大程度上全心站在格拉特斯坦这一非常极端的立场，仍无定论。但是，很可能有相当多的人把莫扎特视为“不依赖于语言的高端文化”的最伟大代表，并把他作为让他们在放逐期间能够保持“认同延续”的人物。[241]例如，伟大科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终生对莫扎特有着强烈认同。他是个热情的室内乐演奏者，在13岁时就发现了莫扎特的小提琴奏鸣曲，而这段经历对他而言似乎打开了一个具有纯净内在美的世界，超越了他少年时的无聊生活。20世纪30年代，他自我放逐，离开德国，但这并未让他减少对莫扎特的钟情。因此，当巴赫和莫扎特在纳粹德国被“雅利安化”时，爱因斯坦这样的德国犹太人却视之为他们的文化传统中的一部分，继续演奏着。[242]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对莫扎特的终生热爱是一个很好的出发点，让我们思考是什么特殊品质让这位作曲家比几乎任何其他作曲家都更多地支撑并滋养着因纳粹迫害而离开德国的受害者。有一个方面自然很重要，即，莫扎特在这些德国人所迁往的国家的音乐文化中也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此外，在他们在新的国家重建事业的过程中，去国者也不必为了从头开始推广他的音乐而大费周章，这和后来的作曲家——如马勒和勋伯格——不一样。也许莫扎特作品的结构和美学是一剂和悲惨现世大相径庭的解药，能抚慰他们背井离乡的创伤。同样重要的是莫扎特作为启蒙主义和人道主义代表人物的人格和文化观。这些因素对去国者有着额外的重要性，不只是因为想把莫扎特改头换面进行包装的纳粹正在滥用忍耐和尊严的价值。

接下去的两章会讲述去国者和莫扎特的关系。第一章主要讨论由纳粹德国流放演奏家所领导的文化机构和音乐节，由此来探讨“莫扎特离散群体”（Mozart Diaspora）这一主题。第二章关注流放作家和音乐学家为在第三帝国势力范围外增进对莫扎特的了解和理解而做出的努力。

莫扎特在集中营：犹太文化联盟和《费加罗的婚礼》

也许有讽刺意味的是，莫扎特离散群体最早的表达是在纳粹德国。1933年11月，纳粹掌权已近10个月，一场德语版《费加罗的婚礼》在柏林上演，这是犹太文化联盟（Jüdischer Kulturbund）上演的第一部歌剧。犹太文化联盟是纳粹建立的，目的是让犹太人在被剥夺德国境内剧场和歌剧院职位之后，仍然能在文化领域继续工作。联盟的首要成员是一群理想主义者，包括当时刚被撤去柏林市立歌剧院助理指挥职务的库尔特·辛格尔博士（Dr.Kurt Singer）、剧院评论家尤里乌斯·巴布（Julius Bab）、柏林的大拉比列奥·贝克（Leo Baeck）、曼海姆歌剧院前指挥约瑟夫·罗森施托克（Joseph Rosenstock）、制作人库尔特·鲍曼（Kurt Baumann）以及经济学家兼作家维尔纳·莱维（Werner Levie）。在德国犹太人持续遭到官方谋划的抵抗和种族迫害时，犹太文化联盟也为犹太观众提供了文化支持。

辛格尔的任务是说服纳粹当局犹太文化联盟具有可行性。当局一开始有些犹豫，但这个组织还是在1933年6月由汉斯·辛克尔批准成立。他是普鲁士科学、教育、艺术部委员。辛格尔和辛克尔签订了于1937年7月7日起草的备忘录，由此建立起文化联盟的运营条件：所有成员必须是犹太人，所有演出只针对已经订购乐季演出票的犹太观众开放，所有演出必须提前至少一个月获得当局批准，联盟活动的所有广告和公告只能在犹太媒体发布。

1933年的夏季被用来招募专业演员和音乐家，位于夏洛特街（Charlottenstrasse）的一家小剧院被租给犹太文化联盟专门使用。1933年10月，正当首个演出季揭幕之时，联盟发布了第一份月度简报。把简报中的诸多声明联系起来看，其核心信息是承诺德国文化和犹太文化可以实现和平共处。犹太文化联盟成员能够上演所有德国人——无论种族——从小就听到的经典剧目。尤里乌斯·巴布雄辩地强调了这种情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