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莫扎特和共济会：纳粹的难题（第3/8页）

由于莫扎特开创了德语歌剧，由于他一举成功，决定性地为德国人民征服了意大利音乐，将其替换为更珍贵的事物，由于他在世俗音乐领域内成就了巴赫和亨德尔在圣乐领域成就的事业，由于他在所有音乐创作领域都展现出无与伦比的创造力，对于超国界的共济会力量及其目标而言就成了一个强劲的敌人。德国人永远可以从他不朽的作品中获得力量，因此他让那些想要“把人民从种族、民族和语言中解放出来”、强迫他们进入犹太或犹太—基督教世界帝国的人无比憎恨。这就是这个阳光而善良的人处处遭到暗算的原因，每一个天才卓绝的人物都会招来不那么天才的嫉妒者如此暗算。[107]

鲁登道夫的书对莫扎特的诠释是反共济会、反犹、反教会、反世界主义的，看上去和纳粹德国的主导意识形态氛围完全契合。但它没有获得官方认可，甚至被宣传部长戈培尔否定，最初可能是因为希特勒和前盟友埃里希·鲁登道夫在1933年后关系日益紧张。[108]它未获宣传部长首肯，更具体的原因则是玛蒂尔德及其同僚源源不断地在具有崇高地位的民族人物身上炮制阴谋论，如费希特、莱布尼兹、尼采、舒伯特和J.S.巴赫等，而戈培尔对此日益恼怒。他决心不计代价地叫停这样的活动。

3.玛蒂尔德·鲁登道夫关于莫扎特的反共济会著作的封面和扉 页。

促动当局对鲁登道夫采取行动的是她的另一项主张，即歌德和共济会士在毒杀弗里德里希·席勒，致其于1805年早逝一事中起到重要作用。歌德协会对此感到极为愤慨，并在1935年委约席勒专家马克斯·海克尔（Max Hecker）写下《席勒的逝世和下葬》（Schillers Tod und Bestattung）一书反驳鲁登道夫的观点。另一位席勒专家尤利乌斯·佩特森（Julius Petersen）紧随其后，在《歌德协会季报》（Vierteljahrsschrift der Goethe-Gesellschaft）1936年第1卷中谴责她的著作为“追求轰动效应的文献，在民族自我指控的泥淖中洒了一杯有毒的鸡尾酒”[109]。在同一年，席勒的死因由沃尔夫冈·魏尔医生（Dr.Wolfgang Veil）进行了细致的医学调查。他没有找到席勒被谋杀的证据。[110]

戈培尔对鲁登道夫理论的敌意反应最初于1936年1月在《柏林地方导报》（Berliner Lokal-Anzeiger）的一篇文章里明确提出。他对她并未点名批评，但把她的思路——将德国艺术和文化史细分为“一系列罪案并尝试在犹太神秘主义数字学的帮助下推导是不是席勒毒死了歌德或是谁杀了莫扎特”——攻击为“廉价而毫无原则”[111]。

由于《对路德、莱辛、莫扎特和席勒犯下的未被补偿的罪行》和莫扎特那本书在1936年夏天加印，鲁登道夫似乎并不在意戈培尔的攻击。宣传部长意识到自己的权威遭到侵犯，便进一步采取行动，削弱她的影响。在1936年10月17日于柏林召开的一次全国媒体大会上，他再提此事，警告与会者要防范鲁登道夫作品潜在的破坏性影响；他认为这种影响正在破坏文学和音乐艺术方面的一次正处在细致调控中的颂扬德国至上的运动：

甄别以前的哪个诗人或作曲家和某个共济会会所有关系，或和犹太人厮混在一起，同样没有必要。比如，在有些地方，有人说莫扎特曾属于某个会所，而这层关系现在应该被永远剔除。有人指控瓦格纳和犹太人混在一起。有人说歌德毒死了席勒。这种对人物的窥私癖很容易走向一种情形，即，某一天，我们会完全没法再上演任何伟大的英雄先辈的任何作品。如果我们放过这些人，那德国的文化生活很快就会变得肤浅而愚蠢。[112]

戈培尔对鲁登道夫的最后一次谴责出现在1936年12月27日帝国文化局（Reichskulturkammer）的第三次年度大会上。他引用了《柏林地方导报》文章里的一些词句，宣布官方已经禁止鲁登道夫的书继续重印。1938年6月，禁令进一步延续。[113]

一如1936年的席勒一事，医学证据被用来驳斥鲁登道夫关于莫扎特之死的阴谋论。最初是汉斯·霍尔茨（Hans Holz）的一篇论文，该文首先宣读于耶拿（Jena）的席勒大学（Friedrich Schiller University），出版于1940年，讲了关于作曲家之死的一些细节。霍尔茨以对莫扎特书信和同时代人回忆的细读为基础，得出结论说，他的死因是结节性红斑（通常和肺结核有关的皮肤肿胀）。重要的是，作曲家或被共济会士毒杀的说法在霍尔茨的文本中未得到任何认同。[114]

《魔笛》和纳粹

纳粹虽已把玛蒂尔德·鲁登道夫对《魔笛》作出的反共济会诠释撇到一边，但仍然面临着如何用意识形态上最能接受的方式向德国公众呈现莫扎特作品的问题。由于在纳粹上台前，学界已经挖掘出压倒性的学术证据，证明要欣赏这部歌剧，其与共济会的关系是根本性的要点，莫扎特专家、剧院制作人和宣传部官员在这一点上要建立任何共识都特别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