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德意志的莫扎特”

那个德意志人，那个最伟大、最神圣的天才，就是莫扎特。在这个德意志人的成长、教育和生涯中，我们能读出一切德意志艺术、一切德意志艺术家的历史。

——理查德·瓦格纳[44]

1933年，纳粹统治的头三个月，见证了德国音乐生活中最激烈的变化。几周内，一大批显要的音乐家被新政权批为“在政治上和种族上无法接受的”，他们失去了工作，被迫离国。这个过程是分两步完成的。起先，纳粹政权默许纳粹党组织以武力宣示作为驱逐不受欢迎者的最有效方法。1933年3月发生了两起这样的事件。在德累斯顿，突击队员的抗议终结了弗里茨·布什（Fritz Busch）在歌剧院的指挥生涯，加速了他离开德国的步伐。[45]纳粹媒体还通过恶毒攻击强迫歌剧管理层把库尔特·魏尔（Kurt Weill）的新作《银湖》（Der Silbersee）逐出玛格德堡、埃尔福特（Erfurt）和莱比锡的舞台，并成功地让作曲家相信，他个人能够生存的唯一选择是穿越国界，逃往法国。[46]对付布鲁诺·瓦尔特（Bruno Walter），用的则是一套略有不同的策略。1933年3月，这位著名指挥家被迫退出莱比锡布商大厦管弦乐团（Leipzig Gewandhaus Orchestra）以及柏林爱乐乐团已经排定的演出，因为如果音乐会如期举行，当局将拒绝保证公众安全。[47]瓦尔特对此行径的回应是，取消了德国境内所有的演出，隐退到奥地利塞默灵（Semmering），据称“心碎难愈”[48]。

这样令人不安的事件产生了预期的效果，在特别容易成为纳粹宣传目标的人心中产生了恐惧感。但尽管如此，当局还是无法只依靠政治宣示，把它作为驱逐此类人群的最有效办法。因此，次月，在决定有必要通过法律手段来确保全面除掉纳粹认为在种族和政治方面不受欢迎者之后，惩罚政策就进入了新阶段。1933年4月7日，《恢复职业官吏法》（Gesetz zur Wiederherstellung des Berufsbeamtentums）颁布，有效地终止了许多正在乐团、歌剧院和音乐学院工作的人的雇佣合同。[49]

在这一动荡而不确定的时期，新政权需要安抚群众，说这样的行动不会完全破坏国家的音乐体系。相反，纳粹辩称，把布什、魏尔和瓦尔特这样的人除掉，是走向重建日耳曼民族国家自豪感的许多必需步骤之一。然而，为达到这样一个目标，有一点很重要，即要以建设性的话语把当局表现为德国文化遗产的真正保护者。不奇怪的是，瓦格纳《纽伦堡的名歌手》末篇汉斯·萨赫斯所唱的“敬仰你们的德意志大师”一语，被不知羞耻地用来支撑这样的话语。在这样的音乐氛围中，当局承诺要团结的德国大师就是一群被操纵的精英作曲家，可以被呈现为纳粹意识形态的重要先行者。

不可避免地，用纳粹意识形态来包纳这些作曲家具有多少说服力，是因人而异的。在19世纪人物中，瓦格纳被宣扬为其世界观最为接近地预言了纳粹世界观的作曲家。[50]相似地，安东·布鲁克纳被塑造为一个可信的纳粹偶像。和瓦格纳一样，这个过程中，希特勒对这位作曲家极为强烈的个人认同显然是因素之一。其生平也是部分原因，例如，布鲁克纳对瓦格纳的高度景仰，他单纯的农民背景，以及人所共知的观点——他的作品在被犹太人占领的报界惨遭挞伐。[51]

在瓦格纳和布鲁克纳以外，贝多芬是伟大作曲家中最重要的“原型纳粹”。虽然有些地方把他描述为标准的革命家，其世界观有着强烈的民主原则，但纳粹把他诠释为一个领袖式的人格，通过意志的力量与坚定，也通过他英雄性的、鼓舞人心的音乐征服了音乐界。[52]类似的策略也用在其他17、18世纪出生的作曲家身上。就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而言，有必要淡化他作品中的宗教背景，而把这位“北欧”复调大师呈现为对生活具有“民间”感觉的原型的德国人。[53]乔治·弗里德里克·亨德尔尽管大半辈子没有待在德国，他还是被相似地诠释为一个坚定的民族主义者。然而，对作曲家这方面形象的强调随着政治局势而有所变化。1935年，在亨德尔诞辰250周年的庆典中，他侨居英国一事被视为德英两国所共享的文化价值的象征。四年后，在战争爆发之际，就不可能再做这样的宣传了。亨德尔于是被描绘成拒绝完全融入英国社会、在伦敦的敌人向他发起恶毒攻击时仍然坚守着德国式原则。[54]

给莫扎特穿上类似的纳粹紧身衣最终是一个极为棘手的过程。有一些麻烦的事情，例如莫扎特和共济会的紧密关系和与犹太人的联系（下两章会探讨）必须被蒙混过去。然而，纳粹掌权后，有一个问题似乎立刻被解决了：把作曲家论证为一个坚定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