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德意志的莫扎特”（第2/6页）

世界主义对阵民族主义

关于莫扎特对民族、国家认同感的争论，以及由此暗示的对他政治观的争论，可被追溯到19世纪。一方视莫扎特为最典型的世界主义作曲家。弗里德里希·尼采在《善恶的彼岸》（Jenseits von Gut und Böse，1886）中甚至做出这样的诊断，把罗伯特·舒曼民族主义观念狭隘性（“不过是个德国事件”）和莫扎特思想的开放性（“几世纪来那种伟大的欧洲品位的最后回响”）做了对比。[55]对德国音乐史的这种诠释几无争议之处，因为它有着坚实的传记学证据。莫扎特通晓德语、法语、意大利语，对不同音乐传统均有积极反响，似乎超越了国界的限制。另外，莫扎特的音乐在英法两国和在德奥两国的流行程度也差不多，而他的世界性影响力也能以为数众多的传记为证：在19世纪及之后，他的传记几乎每种主要的欧洲语言都有出版。[56]

19世纪90年代晚期，理查·施特劳斯和恩斯特·冯·波萨特（Ernst von Possart）在慕尼黑倡导了莫扎特的复兴。[57]由此重新发现了莫扎特艺术的音乐家们，在20世纪早期都承袭了尼采对莫扎特的观点。对莫扎特的新兴趣影响广泛。例如，以施特劳斯为最重要的精神领袖的萨尔茨堡音乐节在1920年的创办，就是最重要的结果之一。[58]在美学方面，莫扎特复兴也成了反对晚期浪漫主义之铺张表达的先锋运动。艾米尔·路德维希（Emil Ludwig）在1911年甚至论述道，莫扎特“把我们年轻一代从瓦格纳那里超度出来”。[59]一段时间后，在20年代中期，音乐学家圭多·阿德勒（Guido Adler）提出一个更理想主义的诠释，论述道，莫扎特启发了当代音乐中日渐增长的国际主义风潮。阿德勒把德彪西、施特劳斯和马勒视为莫扎特传统的继承者。莫扎特复兴产生了“联合诸国家的共同的粘合力”，这种粘合力形成了“国际间合力共营的重要标志”。[60]

这些将莫扎特作为国际主义者的学者中，有许多是犹太人（路德维希、阿德勒、罗伯特·希尔施费尔德〈Robert Hirschfeld〉、赫尔曼·科亨〈Hermann Cohen〉和后来的阿尔弗雷德·爱因斯坦），这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巧合。当然，这一点，那些更狭隘地视莫扎特为民族主义者的人不会不注意到。这些人中，瓦格纳的信徒——包括休斯顿·斯图尔特·张伯伦（Houston Stewart Chamberlain）——最声势浩大。对他们来说，莫扎特在精神深处是个德意志作曲家，是他们的英雄的精神先导。和瓦格纳的这种联系反映在两人观念外在的相似性上，特别是他们希望触及广大公众，反对把自己的作品视为上层阶级专属。[61]

关于莫扎特的这种民族主义立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膨胀的政治环境中赢得了广大的阵地。这种立场是由一系列出版物激发的，它们为第三帝国建立后对莫扎特的那种无所不在、所向披靡的诠释埋下了种子。这方面，格外重要的是1914年之前出版的莫扎特书信集，由卡尔·施托尔克（Karl Storck）、马克斯·魏格尔（Max Weigel）、阿尔伯特·莱茨曼（Albert Leitzmann）、库尔特·萨赫斯（Curt Sachs）和胡戈·莱希腾特里特（Hugo Leichtentritt）编订。这些书信集大大拓展了莫扎特的文字的流传范围。[62]这之后，在1914年出现了路德维希·席德麦耶编订的五卷本书信集——20世纪的第一部莫扎特书信的全面合集。[63]如此丰富的传记学细节让作家们能够特别关注莫扎特所表达的德意志爱国主义，而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背景下引起了极深的共鸣。

赫尔曼·阿贝尔特首版于1919年至1921年的一部全面的莫扎特传记学研究中，有一些零星的说法能给人以上述印象。有两个例子格外说明了这种立场。莫扎特在1778年5月1日的一封绝望的信中，发誓要“竭力坚持，成为自己”和“整个日耳曼民族的荣誉”；阿贝尔特对此评道：“这位日耳曼艺术家，在远离家乡时，对家乡及其生活方式的思念逐渐强烈而热忱地袭来，这其中有一种令人感动的东西。”[64]类似地，在序言的末段——我们应当记得它是在德国战败后写成的，阿贝尔特引用莫扎特在1785年3月21日写给安东·克莱恩（Anton Klein）的那封著名的信的末尾，关于想要在维也纳建立日耳曼国家剧院的几句话，将其作为号召团结以实现民族复兴的呼声：

这本专著出版在我们日耳曼祖国的一个非常黑暗、也许是有史以来最黑暗的时刻。其重要意义必将为日耳曼学界所感知。尽管国家内部和外部的崩溃没有影响其在学界的领导地位，学界仍必然不得不致力于保存实力，避免疲惫和萧条。艺术和学术必将协力为日耳曼生活的智识复兴做出贡献。我们当然不可能通过不着边际的梦想或虚弱地称赞他国的成就来达到这一目标。相反，我们必须想到深藏于我们的人民身上的鲜活的知识和道德力量，在这些力量的武装之下开始重建大业。莫扎特显然对日耳曼性格有充分的认同。“哪怕有一个爱国者在主事，事情也会很不一样，”他曾经写道，“如果我们日耳曼人开始作为日耳曼人来思考，作为日耳曼人来行动，作为日耳曼人来说话，甚至作为日耳曼人来歌唱，但那就会成为德国的一个永久的污点。”这些话即便在今天仍然像明亮的号角那样响着。[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