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德意志的莫扎特”（第4/6页）
《德国颂》无疑反映了第三帝国最初几个月中音乐出版界的一股特殊潮流，当时的市场特别能容纳颂扬民族革命的作品。[71]在这一时期印行一首莫扎特创作的爱国颂歌，也可能是针对奥地利的宣传运动所激发的动作。此曲出版一个月后，奥地利查禁了纳粹党，德国人的反击则是不让德国艺术家参与即将到来的萨尔茨堡音乐节。[72]
负责改编莫扎特《德国颂》的是一位犹太血统的学者，这点显然有些讽刺。仅在几年前，弗里兰德就曾感激地从列奥·凯斯腾伯格（Leo Kestenberg）手中接下一项委约。凯斯腾伯格是普鲁士教育部的音乐顾问，极有影响力，后来他因为把施雷克尔、克伦佩勒、克莱伯和勋伯格带到了德国首都，成了纳粹的眼中钉。他请弗里兰德编撰一册德国民歌改编集，由魏玛共和国的一流作曲家们执笔，包括勋伯格和兴德米特。[73]毫无疑问，弗里兰德因为早先和身为纳粹圈子憎恶之人的凯斯腾伯格有这层关系，在几年后被剥夺了此曲改编者的名分，而他的名字没有出现在印行的乐谱上这一点也许也很重要。[74]不过，由《音乐时报》1933年6月号上刊载的《德国颂》广告来看，弗里兰德的种族身份和他早先的事业在这个时间点上并不要紧：
以这部合唱作品，我们向德国诸合唱协会和学校合唱团呈现一首几无可能写得更美、更有价值的爱国作品。文本中“光”的象征——在莫扎特的音乐中得到宏伟的体现——实际上要求我们从爱国主义的角度进行重新诠释。此前几十年来一直为国内外打造真正的德国艺术铺平道路的舒伯特学者马克斯·弗里兰德为我们带来这部合唱作品，使我们深感欢喜，特别是在民族重生的这一时刻！由于目前正缺乏具有爱国性格的有价值、受欢迎的民族作品，莫扎特的这部合唱以最好的方式填补了这一空白。[75]
1.莫扎特《德国颂》的扉页，出版于纳粹当权的最初几 年。
罗兰·腾舍尔特（Roland Tenschert）在为《音乐》杂志评论此曲时尽显自信，称莫扎特的《德国颂》很快会成为“保留曲目”，但这部投机的改编曲似乎只获得了有限的传播。[76]最终看来，也许正因为弗里兰德的“贡献”才让它没能留存下来。
1933年至1937年，针对萨尔茨堡音乐节的攻击逐渐加剧，不仅德国艺术家被禁止参与，德国游客也被禁止前往观赏。由此，纳粹寻求在本国支持或创办纪念莫扎特的音乐节。事实上，在维尔茨堡（Würzburg）就有个萨尔茨堡音乐节的现成替代品，那里的年度莫扎特音乐节由作曲家赫尔曼·齐尔歇（Hermann Zilcher）在1921年创办。纳粹上台后，起初维尔茨堡的访客们无法觉察到音乐节的特点和演出安排有何不同；维尔茨堡莫扎特音乐节第一次受制于公然的政治目的是在1936年到1937年，当地的文化活动组织者奥古斯特·迪尔博士（Dr.August Diehl）为齐尔歇的《致莫扎特（舞蹈幻想曲）》（An Mozart〈Tanzfantasie〉）编排了一个“在话题上有关的”舞台版。齐尔歇此曲是莫扎特几首舞曲的改写。迪尔在编舞中，让三组不同的舞者依次出现，第一组穿着莫扎特时代的服装，第二组代表“作曲家那自由思想、永恒的幻想世界”，第三组代表当代，由穿着制服的希特勒青年团（Hitler Youth）和德国少女联盟（Bund Deutscher Mädel）代表。[77]几乎与此同时，德国的音乐会日历上增加了一系列专演莫扎特的新办音乐节：1936年是但泽（Danzig）、图宾根（Tübingen）和弗伦斯堡（Flensburg），1937年是海德堡（Heidelberg），1938年是安斯巴赫（Ansbach）和温泉康城（Bad Cannstadt）。这些音乐节经常在“国家社会主义文化团体”（NSKG）赞助下组织，但它们基本上还是音乐事件，其目的是鼓舞一个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饱受失业困扰的音乐行业。纳粹作为此类事件的护卫者，当然可以获得振兴文化活动、促进当地旅游业和就业的名声。不过，这些音乐节并没有像1933年在拜鲁伊特高调赞助瓦格纳和两年后在哈雷（Halle）高调赞助亨德尔那样，显示出政治上的优先性。
这种态度在德奥合并后会有所改变。在那之后，纳粹开始更积极地利用莫扎特，把他当作大德意志帝国的宣传符号。阿道夫·莫伊尔（Adolph Meuer）捕捉到希特勒行军进入维也纳城所带来的欢庆情绪，在为《音乐界信息》（Signale für die musikalische Welt）写作时，竟然认为德国和奥地利此时的合并是受莫扎特的理想所激发：
近一时期来的大事件终于让德国人、德国精神和德国性格联合在一个强大民族力量的觉醒中。这些事件像一座燃着烈焰的拱门一样跨越时间和历史，其间，这个早已预见并令人向往的行动终于成了现实。奥地利重新并归祖国，两个不可分割的国家在一个民族信念的统合力之下重新合而为一，这使我们能够心怀敬畏和欣赏地怀念我们整个思想历史上的那些专注地将壮志和努力投入这个目标的力量。无论战斗以何种方式打响，无论是在政治、经济、精神还是艺术平台上，目标始终直指日耳曼民族认同，而这在我们时代正在被实现。在历史能够自我实现之前，许多呼吁者只能高高站起，大声为德国精神和德国性格呼喊。莫扎特这位萨尔茨堡的伟大公民就是这样的一个发言人，他一次次强烈要求音乐中具有并展现出德国性；他本人如此强烈地具有日耳曼认同，以至身处国外令他备感折磨；他不得不每天向上帝乞求原谅，以使他能够为自己，也为“整个日耳曼民族”带来荣耀。[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