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劳动贫民（第2/8页）

另一方面，显然有更多人面临他们无法理解的社会灾难，遭受贫困和剥削，麇集于凄凉污秽的贫民窟或正在扩大的小规模工业复合村，因而陷于道德沦丧。失去了传统制度和行为指南之后，人们怎能不沦入以权宜之计临时糊口的深渊呢？许多家庭在每周发薪日之前，不得不把他们的毛毯典当出去[1] ；而酒精则是摆脱曼彻斯特、里尔或博里纳日（Borinage）等工业重镇折磨的捷径。酗酒大众几乎已成为轻率失控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伴生现象，“酒瘟”开始在全欧洲蔓延。[5] 也许那个时代无数感叹酗酒日益严重、妓女或男女淫乱日益败德之人，有些夸大其词。不过，1840年左右，在英国、爱尔兰和德意志，有计划的戒酒宣传突然大增，有中产阶级的，也有工人阶级的，这种情形显示，对世风日下的担忧既非学究专属，也不限于任何单一阶级。其直接成就十分短暂，但在该世纪的其余时间，不管是开明的雇主还是劳工运动，对烈酒的厌恶仍然是共同的。[2]

但是，悲叹新兴城市和工业区贫民世风日下的同时代人，当然并不是在夸大其词。而这些事件加在一起，使得情况更加恶劣。城镇和工业区在没有计划和监管的情况下迅速发展，一些最起码的城市生活服务设施，例如，街道的清扫、饮用水供应、卫生，更别提工人阶级的住房了，都完全跟不上城市发展的步伐。[6] 这种城市状况恶化的最明显后果，便是传染性疾病再度出现（主要是水源性传染病）、广泛流行，特别是霍乱。霍乱从1831年起再度征服欧洲，并在1832年横扫从马赛到圣彼得堡的欧洲大陆，后来还曾再度爆发。举一个例子来说，在格拉斯哥，“1818年前，斑疹伤寒并未被当作什么流行疾病而引起注意”。[7] 此后，斑疹伤寒的发病率不断增加。至19世纪30年代，该城有两种主要流行病（斑疹伤寒和霍乱），19世纪40年代则有三种（斑疹伤寒、霍乱和回归热），19世纪50年代上半期还有两种，一直到一整代人忽视城市卫生的情况改善为止。忽视城市卫生的可怕后果，又因为中产阶级和统治阶级未曾亲身感受，而更显严重。本书所论时期的城市发展，以飞快的速度将不同阶级隔离开来，新兴的劳动贫民，被推入政府、商业中心以及新辟的资产阶级专门住宅区之外，溺陷于黑暗的苦难深渊。在这一时期发展起来的欧洲各大城市，几乎被普遍地划分为“豪华”的西区和“贫穷”的东区。[3] 除了劳工自己主动兴办的设施外，在这些新兴的劳工聚居区里，除了酒馆，或许还包括小教堂，此外根本没有公共设施。一直要等到1848年后，当新的流行疾病从贫民窟蔓延出来，开始造成富人的死亡；以及在贫民窟中长大的绝望群众，以社会革命吓坏了当权者的时候，有计划的城市改建和改善才开始进行。

酗酒还不是世风日下的唯一象征，杀婴、卖淫、自杀和精神错乱等社会现象，都与这场社会和经济的大灾难有关。这项发现主要得感谢当时的科学家对我们今日称为社会医学所进行的开拓性工作。[4] 刑事犯罪和日益增多而且经常是无目的的暴力犯罪，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暴力犯罪表明了个人对威胁着要吞噬驯服者的力量的盲目宣泄。盛行于此时的天启教派、神秘教派和其他形形色色的迷信（参见第十二章），也处处表明：对毁灭人类的社会大震动，人们表现出类似的无能为力。例如，霍乱的流行在信奉天主教的马赛以及信奉新教的威尔士，都同样造成了宗教复兴。

在社会行为的各种扭曲形式之间，有一点是共同的，而且恰好都与“自助”有关。这些形式都是逃脱贫民劳工命运的企图，或者至多是接受或忘记贫困和羞辱的企图。那些相信来世的人、酒鬼、小偷小摸、精神病患者、流浪乞丐，或雄心勃勃的小业主，都对其集体状况视而不见，并且（小业主除外）都对采取集体行动的能力漠不关心。在这一时期的历史上，这种群众性的冷漠态度所起的作用，比人们经常认定的大得多。下述的那种情况绝非偶然：技术最不熟练、受教育最少、最无组织性，因而也最没希望的贫民，在当时和后来都是政治态度最冷漠的人。在1848年普鲁士哈勒（Halle）城的选举中，有81%的独立手工业师傅和71%的石匠、木匠和其他熟练建筑工人参加投票，而在工厂和铁路工人、雇工和家庭代工当中，只有46%的人参加投票。[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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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避和失败之外的另一选择就是暴动。当劳动贫民，特别是已成为贫民核心的工业无产阶级面临这种局面的时候，暴动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实际上是迫不得已的。19世纪上半叶出现了劳工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而且实际上不仅是群众性的社会革命骚动，也是不可避免的事。1848年革命便是其直接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