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犯错与愚蠢之间（第3/10页）

射速和步枪一样快的新式急射火炮，带来同样的成本负担和后勤难题。十九世纪的战时，军队一周所产炮弹只有七千枚，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军队每天的炮弹产量则得达到那一数目的十倍，乃至二十倍之多。原因不难理解：一八一三年时莱比锡的一门普鲁士加农炮，每天平均发射六十一发炮弹，但一九〇五年时，沈阳的一门俄国加农炮每天发射五百零四发炮弹，促使法国人于一九一四年时配予每门火炮六百发炮弹。若把这些炮弹全运到前线，火炮会被层层堆栈的板条箱淹没，因此，每个炮兵连（制式的野战炮兵团编制有十四个炮兵连，每个连配六门火炮），需要十二辆弹药车，其中六辆密集布设在火炮周边，另外六辆则跟在部队后面，厕身于越拉越长、俨然要将二十世纪陆军吞没的辎重队里。[13]弹药车也不是现代军队唯一的新式随行装备；新火炮摧枯拉朽的威力，迫使师级部队添备更多车辆来运载反制器物，包括沙包（每个师七千袋）、木头、梯子、铲。[14]

要与这些令人胆寒的新武器抗衡，向来没有远虑的奥匈帝国得淘汰、更换其已过时的装备（来自一八七〇年代的黑色火药步枪和青铜炮），得耗费巨资买进更多一切必要的装备。维也纳还得更新其铁路、公路，以便将部队更快运到前线。在奥地利所打的最近一场大战中（一八六六），动员规模相对较小的陆军，都花上折磨人的五十五天。[15]而针对下一场战争，德国打算以仅仅四十二天时间，完成从动员、部署军队到消灭英法军队，再将其陆军全部移到东边以击败俄国这整个计划。德国人希望奥地利的行动和其一样迅速利落。

凡是身形庞然、所费不赀的东西，弗朗茨·约瑟夫皇帝都敬而远之。弗朗茨·康拉德·冯·赫岑多夫将军雀跃于所有新发明的东西（“拿破仑绝认不出这个有着铁路、公路、电报、电话、汽车、热气球、罐头食品的世界”），弗朗茨·约瑟夫却对这些东西厌恶至极。一九〇六年军事演习时，有辆还在试验阶段的装甲车轰轰驶过弗朗茨·约瑟夫的住所旁，惹得这位属于维多利亚时代的皇帝老大不高兴，严正表示“这种东西绝不会有军事用处”。[16]

一九〇八年，弗朗茨·约瑟夫在精力过人的埃伦塔尔敦促下，往并吞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之路摇摇摆摆前进，心里对能否成功没什么把握。即使有埃伦塔尔支配巴尔干、地中海的新战略护体，这项任务看来仍会是一场空；这时那里有六十七万四千塞尔维亚人、五十四万八千穆斯林、三十三万四千克罗地亚人，只靠令人瞠目结舌的九千五百名奥地利官员来治理（当年土耳其人只派了一百八十名官员来治理）。这些居民绝大部分认为在奥地利统治下没什么好处，因为匈牙利人坚持奥匈帝国的共同经费不得拨用于这些落后省份的发展。这一地区的维持费用，一律得在当地筹措，也就是得由已然非常贫穷的当地人负担，从而等于使他们必然敌视维也纳。奥地利人在这些新省份推动土地改革的脚步也很缓慢；穆斯林地主基本上将基督徒农奴（kmet）囚禁在他们的大庄园里，但奥地利人迟迟不愿改革这一制度，以免引起富有的穆斯林反感，以免使奥地利人所认定会投向贝尔格莱德而非维也纳怀抱的塞尔维亚籍农奴获得权力。而维也纳不愿助农奴脱离苦海一事，使农奴必然只会投向贝尔格莱德的怀抱。[17]

一九〇八年七月君士坦丁堡的青年土耳其党革命，使奥匈帝国不得不有所回应。面对一个带侵略性的新土耳其政权，而非过去那个懒散的苏丹国，维也纳知道它对占领区的掌控和日后夺取马其顿、萨洛尼卡的任何举动，都会遭到青年土耳其党的质疑。这个改革党由两位二十九岁的土耳其陆军军官领导，即穆斯塔法·凯末尔（Mustafa Kemal）和恩维尔帕夏（Enver Pasha）。凯末尔（日后的“阿塔图尔克”）生于萨洛尼卡；恩维尔的父亲在马其顿谋生，母亲是阿尔巴尼亚人。这两位军官都认为萨洛尼卡百分之百属于土耳其，两人都矢志统一土耳其，不愿见土耳其衰亡。美国外交官罗伯特·兰辛（Robert Lansing）论道，这个新土耳其“重生于世，带有民族雄心”。可想而知，土耳其会要求立即归还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该地五十万已要求施行青年土耳其党体制的穆斯林，以及土耳其在欧洲的其他省份，不愿让它们落入奥地利之类的基督教国家手里。[18]在埃伦塔尔看来，并吞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似乎不只是缓解土耳其的威胁，也是缓解塞尔维亚对奥匈帝国在萨拉热窝等地之统治正当性日益尖锐的抨击，最有效的手段。[19]但这一拟议中的缓解手段，危害奥匈帝国与英国的关系，因为英国不希望削弱大有可为的青年土耳其党政权。这一手段也可能使奥匈帝国与俄国兵戎相向，因为俄国这时坚定支持彼得·卡拉乔尔杰维奇国王的“大塞尔维亚”计划。[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