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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后，麦格雷戈访问了华盛顿分社，当时像现在一样有个规矩，回家休息的驻外记者都要在时报大楼里的主要新闻部门用点时间工作或观看别人工作，同时要对华盛顿分社进行简短的拜访。华盛顿分社社长当时是詹姆斯·赖斯顿，在愉快的谈话过程中，赖斯顿建议麦格雷戈在长期派驻东方之后，用一个月的时间在首都再得到点对美国的感觉。麦格雷戈认为这是个好主意。当弗里德曼几天后打电话问麦格雷戈何时去新加坡时，麦格雷戈告诉他赖斯顿的计划，对此弗里德曼问：“谁在管理国际组，是斯科蒂还是我？”麦格雷戈把这话传给赖斯顿，赖斯顿后来给阿瑟·海斯·苏兹贝格和弗里德曼打了电话。然后赖斯顿告诉麦格雷戈：“万事大吉，留下吧！”

麦格雷戈又在华盛顿待了三周，在此期间赖斯顿已经给他安排了一些采访政府官员的任务，麦格雷戈觉得他在华盛顿的这段时间既是愉快的，也是收获颇丰的。在到达新加坡后，麦格雷戈拿出了他回家休假时的账单，包括他在华盛顿的每一笔开支，把它寄给了弗里德曼。几周后，麦格雷戈收到了一封信，告诉他，他在华盛顿的开支是不能报销的。这笔开支大概在400美元到500美元之间。麦格雷戈明智地决定暂时不提这个问题，而是等到他再到纽约时亲自和卡特利奇谈一谈。这一等就到了1960年，他最终得到了偿还，但他和国际组的关系却遭到了破坏而无法弥补。在新闻编辑部做了几年一般任务记者和夜班编辑之后，麦格雷戈从《纽约时报》辞职了，当了一家英文出版物的编辑，专门采访南美事务。

卡特利奇只要有空，就开始到海外旅行，并且花时间和驻外记者在一起。经常使他感到惊奇的是，他们生活得如此之好，拥有的仆役如此之多，住宅的面积如此之大。

在墨西哥他看望了年轻的分社社长悉尼·格鲁森。格鲁森一见面就解释说：“是的，特纳，你在这里我们可以每天早晨都出去转转，而且我会打电话，我将佯称这就是我们在这里的实际工作方式，或者，”格鲁森说着，眼睛明亮起来，“我们能做我真正在这里做的事情，我拥有五匹赛马，我一周看赛马两三次，我一周玩三四次高尔夫球。是的，你想如何做呢，特纳？”

“别犯傻，”卡特利奇说，“我们最好像你们一直做的那样去做。”

接下来的一周他们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他们去参加了几次晚会；他们给格鲁森的马下注，但每一次都失败了；他们去看斗牛，在那里格鲁森以卡特利奇的名义献上了一头公牛。

十天后，在卡特利奇回到纽约后，格鲁森接到电话，说他在墨西哥的任务结束了。他不得不回纽约总部报到，几个月后他被重新安排到布拉格——卡特利奇坚持认为他的墨西哥之行和这个安排没有任何关系。

悉尼·格鲁森在执行东欧的任务时干得很出色，他对波兰反斯大林主义起义的采访非常成功，以致被提名获普利策奖。他虽没获得这个奖，但1957年5月他从当时担任卡特利奇的助手的克利夫顿·丹尼尔那里得到了一个条子：

亲爱的悉尼：

这是一封没有任何祝贺的信。普利策奖今天宣布了。你应该得一个奖。我很遗憾你没能获奖。

你的，

ECD

悉尼·格鲁森折叠起这张条子，把它放进皮夹里，他带着它走过了以后的九年。

在墨西哥之行一年后，卡特利奇访问了伦敦，听伦敦分社社长德鲁·米德尔顿谈到一个聪明的年轻人桑德·瓦诺克尔，米德尔顿想雇他来为他的分社工作。瓦诺克尔当时在为《曼彻斯特卫报》工作，虽然只有25岁左右，但他已经证明了自己作为一名记者以及作为亲切、招人喜爱的人，能轻松自如地在英国社交和外交舞台上活动的才能。米德尔顿深信瓦诺克尔会成为《纽约时报》在伦敦的财富。卡特利奇一直坚持所有雇人决定要由纽约做出，如果这个年轻人下一次去纽约的话，他会很高兴考虑瓦诺克尔的申请。几个月后，1955年冬天，桑德·瓦诺克尔出现在卡特利奇的办公室里。

他个头高高的，强壮，黑头发，英俊，穿着一套制作精细的服装和一双棕色的绒面英国鞋，给卡特利奇留下的印象很深。瓦诺克尔已经主动地去华盛顿见了赖斯顿，赖斯顿已经和埃里克·塞瓦赖德进行了会谈，塞瓦赖德在瓦诺克尔还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一个特约记者时就认识他了。赖斯顿喜欢瓦诺克尔，卡特利奇也喜欢；卡特利奇的负责人事的特别助理、以前当过新闻编辑的理查德·D.伯里特也喜欢——伯里特被那些不尊敬他的职员看作办公室的心理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