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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伯里特实际上不是心理医生——这个岗位由在时报大楼13层一位执业医师担任，但伯里特同申请者交谈的技巧，他问个人问题然后又仰首平静倾听的态度，一边观察反应一边点头，观察申请者系领带的方式，其西服翻领的宽度，所有这一切以及其他，已经为理查德·D.伯里特赢得了《纽约时报》“心理医生”的头衔，使他具有了一种要么臭名昭著，要么值得尊敬的气味，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谁在描述他。如果对伯里特进行描述的是一个未能得到伯里特欣赏的人，或因不是“《纽约时报》那块料”而被打发掉的人，或者被伯里特雇用为送稿生而从未被提拔的人，那么他就被看成一个疯狂的可鄙的公司笨蛋。但如果进行描述的是伯里特欣赏的人，最终从送稿生上升到职员，从职员上升到记者的人，那么伯里特就被描述为一个敏锐的贤者，一个有鉴别力的伯乐，一位有着非凡灵活性的管理者。伯里特比他的批评者所承认的更灵活。对这一事实的明证是，伯里特宁愿雇衣着随便的名牌大学毕业生为送稿生，这些毕业生极其信赖《纽约时报》，渴望在《纽约时报》大楼里就业，即使当擦玻璃的清洁工也行。有一天伯里特接待了一个皮包骨头的六英尺五英寸高、脸上有小脓包、穿制服的年轻军士。这个申请者虽然其貌不扬，却有某种东西迷住了伯里特。伯里特和《纽约时报》的另一个人事专家一起，继续询问了他。一切进行得顺利，最后伯里特请这个申请者说一下他毕业的大学。

“我没有上过大学，先生。”

伯里特遗憾地摇摇头，解释说《纽约时报》的所有送稿生都必须是大学毕业生，并且说现在被雇用的有些送稿生甚至有硕士学位和哲学博士学位。

这个高个子的军士突然戏剧性地站起来说：“先生们，我把教育的本质看作是通过引进新观念来启迪头脑！”《纽约时报》的这两个人事专家惊奇地无声地看着他。他继续说：“是的，我不是大学毕业生，但我是精通文学的和善于表达的，我生活在观念的王国。”

“是的，”伯里特打断他说，“我们能看到你这样做，但你不能靠一个送稿生一周27美元的薪水在纽约生活。”

“给我一个机会。”他自信地说。伯里特决定雇用他。在几年内他从送稿生上升为职员，然后又上升为记者，不久成为报社最优秀的记者之一。他就是麦坎德利什·菲利普。

但在桑德·瓦诺克尔的事例中，情况就不同了。他不是被雇用来当送稿生，而是当记者，在许多方面都比麦坎德利什·菲利普在《纽约时报》开始时有更大优势。送稿生的工作是去掉稿子上的糨糊点，在技术上搜集证据，外出为文字编辑和加工改写编辑买咖啡，还为送稿生的主管人买一品脱褐麦啤酒。主管人是一个白头发的、结实的、面色红润的人，叫斯蒂夫·莫兰，他夜里对褐麦啤酒的消耗是《纽约时报》的一个没有先例的传奇。在斯蒂夫·莫兰不当班时，送稿生们开始被一个叫萨姆·索罗维兹的粗暴的小个子所监管，他有四英尺11英寸高，像是一个气愤的赛马骑师，他对在时报广场酒吧碰到的每个女人都是这样介绍自己为赛马骑师。傍晚在斯蒂夫·莫兰手下工作，或夜里在索罗维兹手下工作，都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结果许多送稿生都一心想逃脱他们的灾害，拼命去写作。他们写得甚至比普鲁斯特都多，他们整个晚上都待在新闻编辑部里，借来一个记者的打字机，写一篇“时报话题”，或为《纽约时报》的旅行部或星期天的《时报杂志》写一段东西，或者写任何能成为铅字的东西，送给理査德·伯里特作为“创新的”一个事例。伯里特总是说这是伟大的《纽约时报》记者的标志。这就是几十个送稿生进入了记者队伍的原因。

但对于一个已经进入队伍的年轻记者如桑德·瓦诺克尔来说，展示这种“首创精神”可能是一种不利条件，或者说至少在20世纪50年代是这样的。那时城市版主任和他的助理编辑都是传统主义者，经常把年轻人的首创精神误解为一种不听话或莽撞的信号，或者是一种想从更老更有价值的《纽约时报》记者那里夺走报道权的欲望——特别是在没有多少报道可供采访的日子里。年轻的记者应该坐在靠新闻编辑部后面的桌子上，排队等着。有时城市版助理编辑会转回来，要他重写一篇三段话的宣传新闻稿，也有时记者会从新闻编辑部的麦克风里听到喊他的名字，这意味着他要么到城市组报到，承担办公室之外的某个小任务（“瓦诺克尔先生，请去城市组”），要么他待在桌边等着接来自一个要举行葬礼的家庭的内线电话（“瓦诺克尔先生，请接讣告”）。不像那些至少在工作时间很忙的送稿生，年轻的记者会坐在那里干等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