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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很难令人置信。伯格自1928年以来就在《纽约时报》工作，只是在1937年和1938年间的一年为《纽约客》工作。他曾是报社队伍中的明星，是一个羞涩的绅士。他瘦高个儿，有一个长鼻子和一双温和求知的黑眼睛。他坐在前排和送稿生、职员、记者们谈话，他们通常都围着他的桌子站着。他会用幽默的故事款待他们，会就他们努力写的报道或“时报话题”提出忠告，他会耐心地倾听他们讲的个人问题。然后在他的发稿时间快到来时，他会转向他的打字机，并且在一个小时之内他会写出一篇生动的1000字左右的关于他在当天早些时候采访过的歹徒谋杀案的报道，或者关于一个他来上班时观察到的悲剧性的路边场景的文章，或者他会就纽约写一首散文诗：

纽约的声音之中充满了神秘感……它是一种舒缓、奇异的音乐，这音乐是吹过高原的风的一曲交响乐，是缠绕在城市山丘、斜坡上面的无穷尽的被消音了的交通，是喷气式飞机、螺旋桨的嘶嘶、沉闷的作响，是那在水面上粗哑的拖船声，是巨轮航行于大海上的轰鸣……

1932年新闻编辑部实际上有过一次工作的停顿，那时伯格关于芝加哥阿尔·卡彭逃税案审理的报道开始一页接一页地出现在电报机上：报社送稿生会抓起这几页，慢慢地边走边读来到文字编辑旁，然后文字编辑会审读并再审读关于法庭场面和阿尔·卡彭的辩解的每一个词；最终编辑们会接过来，像其他人一样全神贯注，再把这篇报道送到楼上的印刷工那里。

伯格写的关于达彻·舒尔兹的逃税案审判的报道，甚至舒尔兹本人也不得不表示敬佩，但他也气愤伯格竟引用一个人的话说他是一个“容易迷上金发碧眼女人的人”。这个恶棍有一次见到伯格，叫住他，抱怨他不该用这句话。

“可这是真相，不是吗？”伯格问道。

“是的，”舒尔兹说，“但在《纽约时报》上不该出现这样的语言，不是吗？”

1947年，当美国的第一批阵亡者装在6248个棺材里用船从欧洲运到纽约的港口时，伯格创造了一篇新闻报道经典。后来在1949年又写了一篇。那时，一个叫作霍华德·昂鲁的老兵在新泽西州坎登的大街上发了疯，用手枪射击13人，然后向警方投降。伯格用了六个小时追溯了昂鲁事件的过程，采访了看到这一狂暴行为的50个人，然后他坐下来，用两个半小时写了一篇4000字的文章，重现了整个场面：

人们纷纷躲进商店，女人惊慌得尖叫，男人害怕得说不出话来。一段时间没有人能知道发射出来的是什么。昂鲁先走进临近大街的约翰·皮拉奇克的修鞋店。补鞋匠是一个27岁的生活在彭梭肯小镇的人，他张着嘴看着昂鲁来到离他几米的地方。修鞋匠从他的长凳上站起来，随即被一颗击中他腹部的子弹射倒。商店里的一个小伙子跑到柜台后面，害怕地蹲在那里。昂鲁走到阳光明媚的大街上……

迈耶·伯格因这篇报道而获得普利策奖，他把1000美元的奖金送给了昂鲁的母亲。伯格后来用了两年时间研究和写作《纽约时报》的正史，因为《纽约时报》要在1951年庆祝它的百年纪念。这也许是他一生中最困难的任务，不是因为他伟大的报道才华难以胜任这个任务，而是因为作为关于《纽约时报》“正式的”出版物，它必须经过奥克斯、苏兹贝格和阿德勒家族的各个成员以及一些高级管理者的认可，但它实际上是不可能取悦于他们所有人。他们对这本书做了许多删节和修改，当这本书在1951年出版时，尽管在评论和商业方面取得了成功，但伯格却向一些朋友坦白，他有时真不愿意让他的名字出现在封面上。

现在，在1954年夏天，在他为《纽约时报》写“关于纽约”栏目一年多后，他再一次因为业主办公室和新闻编辑部的一个编辑对这个栏目的一些否定性反应而感沮丧。最终，这位编辑不得不记录下伯格的辞职声明，并给其他编辑以及业主办公室送去了备忘录的副本：

1954年7月8日

这是关于我今天下午在迈耶·伯格的请求下和他进行的谈话的备忘录。他显然因最近对他栏目里一些不满意的证据而心烦意乱，此外我就他上个星期天写的东西做出的批语更使他的心情坏到了顶点……当然，他对批评非常敏感，他感到虽然这个栏目为读者所喜欢，但在办公室里的看法并不好。我告诉迈耶，他不应该过多在意——正像我做的那样——这座大楼里的评论，而应注意的是营销部的反应，那里对他一致表示赞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