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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到对这个栏目提出的具体评论上，他提了一个建议，他认为是出自业主的，即这个栏目应该是更多时事性的。他说他认为业主并不知道写好头条新闻并在以后的栏目上保持领先地位所碰到的困难。我回答说，我只想在他的栏目中有一个需要是时事性的，也许是四个中的一个，并且再一次向他提出，如果他认为可取的话，可以让一个现场采访记者来帮助他。他似乎也不喜欢这个想法。他还提到了“催人泪下”栏目，他认为业主对这个栏目感兴趣。他说，尽管这些没什么不好，但他收到的邮件表明，人们最感兴趣的是他关于过去的纽约的材料。此外，我告诉他，我认为经常变化速度是个问题……

1954年7月9日

今天我发现他依旧很抑郁，并且在考虑是不是要辞职……

伯格没有辞职。在整个7月和8月他继续写他的专栏，接着他休了一个月的假。他回来后精神好多了，后来他又开始抱怨曾命令他在自己专栏里进行的那些变动，以及他的专栏完全被砍掉，然后再安插别一个专栏的例子。他继续写这个专栏，但说真的他不喜欢它。他宁愿去干他过去干的老本行——当一个记者。

1954年底，由于安妮·奥黑尔·麦考密克的去世，赛勒斯·苏兹贝格接管了她在社论版上的一周三次的专栏。这是一个全职工作，这意味着苏兹贝格不能再花时间去影响驻外人员了，为此卡特利奇感到很惬意，卡特利奇还高兴地在办公室里宣布，苏兹贝格占了十年的“驻外首席记者”的头衔立即废除。卡特利奇现在也希望，他在纽约的国际新闻编辑伊曼纽尔·R.弗里德曼将会成为国际新闻记者和报社打交道的唯一的渠道。但一些驻外记者，要么是出于习惯或故意直接写给赛勒斯·苏兹贝格，要么是直接写给主编办公室，甚至业主本人。头号刺头是远东的一个记者，叫格雷格·麦格雷戈。有一天他接到了一份电文，上面写道：“不能理解你为什么要绕过我停止请解释停止弗里德曼。”

麦格雷戈对这个电文感到疑惑不解。他碰到了一个朋友，《芝加哥每日新闻》的凯斯·比奇，最近访问过纽约，麦格雷戈问他是否听说《纽约时报》有人叫弗里德曼的。

“他是你的老板，你这该死的傻瓜，”比奇说，“他是国际新闻主任。”

在做了点研究后，麦格雷戈发现，弗里德曼自1948年以来就是国际新闻主任。麦格雷戈极力以外交辞令来回答弗里德曼的电文，但他怀疑这种误解不容易得到消除，在回顾此事时，他确信自己是正确的。

尽管麦格雷戈多年来都是从远东把照片——类似朝鲜战争场景、台湾的活动或者其他他作为记者工作的地方的照片寄给马克尔的星期天版，但麦格雷戈有一天接到了弗里德曼的一封信，说“不要忘记你的工资单来自三层”。星期天版是在八层。所以，麦格雷戈不再把照片发给星期天版。但1955年回纽约休假时，麦格雷戈在时报大楼里碰见了马克尔，问他为什么不再发照片。麦格雷戈说有一个理由，但他不想讨论。马克尔很快使他放下心来，保证对他说的任何话都会守口如瓶，这样他就不得不做出解释了。麦格雷戈说完后，马克尔沉默了一阵子，然后看看麦格雷戈，问道：“你认为你是在为弗里德曼工作，还是在为《纽约时报》工作？”

麦格雷戈回答说他恰恰也是这样想的，但他要求马克尔现实地看看形势——他已经给弗里德曼造成误解了，他不想第二次冒险。马克尔让麦格雷戈放心，不会有任何问题，又说他会在一两天之内和弗里德曼一起吃午饭，他会非常谨慎地提出这件事情，他自信麦格雷戈的照片还会被星期天版的“评论”部分使用。

几天后麦格雷戈见到了弗里德曼，他看起来非常忧郁。弗里德曼对他挥挥手说：“哎，关于你收到的那封信——我想你误解了。或许我做的不对。我只是想说，你不应该牺牲时间，丢下你正常的新闻采访，出去为星期天版弄那些照片。当然，我们都是在为一家报纸工作嘛。”

弗里德曼的眼睛向下看着桌子，继续含糊地说着，翻着报纸，麦格雷戈打断他，表示自己希望没有不愉快的感觉。绝对没有，弗里德曼说，没有什么不愉快的感觉——但麦格雷戈并不认为弗里德曼的话是出自真心的。（麦格雷戈后来从新闻编辑部的一个朋友那里得知，马克尔在与弗里德曼说此事之前曾先向苏兹贝格反映了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