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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座大楼的其他地方还有一些强有力的人物，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新闻编辑室里或周围谋求他们的统治地位。因为只有增加工作人员，延长工作日，《纽约时报》才能最大量地发表来自世界各地的最近发生的新闻。特别是，这一状况导致工作人员分成“白班”和“夜班”两组，控制每一班的是一些统治着许多下属编辑权势等级秩序的主任们，这些下属编辑进而又统治着分成三个竞争小组——国际组、全国组和纽约组——的办事员。最终，又出现了一些在海外以实际的自主权运作的公爵们，管理着他们在外国首都的分社。由于当时通讯的速度很慢，纽约的指示无法迅速传达到那里或指导他们。

所以，在詹姆斯作为主编的19年里，这个岗位比范安达和伯查尔在任时困难和复杂得多。在纽约和华盛顿、伦敦和巴黎以及其他外国城市里，这些公爵泛滥起来。尽管他们效忠于奥克斯死后的名声和他无私奉献的原则，但他们却以繁多的方式彼此竞争，经常确定不了一篇新闻报道如何采访，谁进行采访，安排多大的版面，刊登在报纸的哪个地方。有时这些公爵或他们的亲信不是平静地进行他们的战役，而把他们的野心在头条新闻正发生的地方公开，还有些记者的附带活动。这些附带活动经常像被报道的新闻事件一样生动。

例如，在朝鲜战争期间，在前线有《纽约时报》的一些人，他们附属于马克尔的星期天版部、克罗克的华盛顿分社和纽约的国际组，这些部门的某些成员彼此间的敌意非常之大，以致过了近20年后，这些人在《纽约时报》大楼的电梯里偶然碰面时也很少说话。1950年冬天在朝鲜发生过一个事件：《纽约时报》华盛顿分社的一个人，在他的一位经常在一起喝酒的上校帮助下，策划让《纽约时报》纽约总部的一个人离开战区，进行了虚假的检举，说他是一个精神病患者，害怕听到枪声，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的屁股上受过枪伤留下的后遗症，因此他是在宾馆的房间里采访朝鲜战争的。这个纽约人一直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个阴谋，直到有一天他接到了撤销对自己委任的通知时才明白过来。于是他表示强烈抗议，引起了麦克阿瑟将军的注意。麦克阿瑟也非常恼火，因为他一点儿也不知道这个撤销委任的命令。麦克阿瑟不想和《纽约时报》结仇，因为他在国内最需要帮助时，这家报纸写过社论给了他支持。他听了《纽约时报》的这个人要求重新委任的呼吁后，皱起眉头表示不满，吸着他的玉米穗轴烟斗。最终，麦克阿瑟满足了这个记者的愿望，但他也气愤地挥手让他离开他的办公室。麦克阿瑟叫喊：“我的上帝，《纽约时报》就不能偷偷洗净它肮脏的衣服吗？”

继埃德温·詹姆斯之后担任主编的是一个高个头的、笑眯眯的、长着一双黑眼睛的有魅力的人，一个来自密西西比的叫作特纳·卡特利奇的人。卡特利奇喜欢晚上和朋友们一起喝酒聊天，有人把这误解成他工作粗心大意或者漫不经心。实际上，卡特利奇也许是所有主编中最精明的。尽管卡特利奇不具有范安达的才华，也不具有伯查尔的勤奋，但在不动声色地处理人事和操纵形势方面，他却是他们的老师。在30和40年代，他在华盛顿采访政治方面的新闻。他对詹姆斯执政最后几年间《纽约时报》内部发生的事情深感吃惊。詹姆斯1951年12月去世时，卡特利奇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对付内部的这些公爵。

如果他是在另一家报社工作，结论会很简单，但《纽约时报》从来不轻易调动人，特别是那些有权的人，或者那些可能与业主或其家族成员有联系的人。处在《纽约时报》关键岗位上的人喜欢待在那里，他们拼死也要待在那里，因为在该报就业是非常有特权的——其他地方的大门都敞开，不愁没人帮助，可以见到重要人物，世界似乎是轻松的。而且从奥克斯的早期岁月一开始，就对忠诚的雇员有一种传统的微妙态度，报社里有特权的人很少蒙受耻辱。许多公爵也是有价值的人，他们过去曾为并且仍然在为报纸做出重要贡献。此外，这家报纸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企业，《纽约时报》的许多人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改变它。如果卡特利奇打算发起一场革命，把这些公爵降级，从而把权力交还给纽约的主编办公室，他知道他最好做得微妙些，他最好能交上好运，而且他知道没有任何别的选择。在这家报纸开始自毁之前，它还能靠宗派主义继续很长一段时间。他曾亲眼看到过在华盛顿的分社里一些权力被滥用。在他被《纽约时报》雇用后不久，他曾于1929年到那里工作。在这些日子里，克罗克的前任理查德·V.乌拉汉管理着分社。在那里，记者们随心所欲地行事，如果某一天有三个人愿意采访同一件事，他们都去，有时三篇内容相同的稿子都会送到纽约，并得以发表。乌拉汉去世后，克罗克于1932年接管了这家分社，他很快把这些自行其是的工作人员改变成一支团队，他的团队中最雄心勃勃的成员就是特纳·卡特利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