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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特利奇有时一天写四到六篇重要报道，成了一个税法方面的专家，在整个华盛顿有了一些消息来源。如果他不是还具有一种能自我保护的品质的话，所有这些充沛的精力和强烈的野心就会对他不利了。卡特利奇善于同别人打交道，特别是老年人，特别是有权的老年人。这种品质也许是学不到的，但也是某些少有的年轻人天生的，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尊敬别人而自己没有特权，自信但又不过于自信，他们引起了老年人、靠努力奋斗起家的人的注意，从这些人那里得到了大量的忠告和帮助。老年人也许在这些年轻精英身上看到了他们年轻时具有的一些东西，符合他们实际样子的东西，或者认为他们具有的东西。所以他们帮助这些年轻人上台阶，感觉不到任何威胁，因为这些年轻人还有一种巧妙的谦卑感。

在1939年詹姆斯·赖斯顿到来之前，特纳·卡特利奇具有了所有这一切，而《纽约时报》的其他年轻人却不具备。毫不奇怪，这两个人以他们很有礼貌的方式在整个40和50年代，特别是60年代，成了对手。

帮助卡特利奇的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是赫伯特·胡佛。胡佛1927年作为商业部长对密西西比河流域进行了考察，卡特利奇当时在那里为《孟菲斯商业之声》（Memphis Commericial Appeal）工作。卡特利奇1923年离开他的家乡密西西比州去了孟菲斯，坐上火车时口袋里只有2.07美元，四年后他作为一个新闻界人士主要因为对密西西比河流域的生动报道而名气显赫起来。胡佛，一个孤儿，一直欣赏年轻人的首创精神，深为卡特利奇所吸引，以致他以自己的名义给阿道夫·奥克斯写了一封推荐信。然而，直到1929年胡佛当选总统后，《纽约时报》才雇用了卡特利奇。

克罗克也对卡特利奇有深刻印象。到1936年，当克罗克50岁而卡特利奇35岁时，克罗克暗示他不打算在华盛顿干一辈子，卡特利奇具有当分社社长的理想接班人的素质。卡特利奇非常高兴，但他继续叫他克罗克先生，并且没有勇气不这样做。后来当克罗克听说罗斯福总统也非常欣赏特纳·卡特利奇时，这种拘于礼节就变得有点儿呆板了。克罗克不喜欢罗斯福，罗斯福也不喜欢克罗克，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克罗克反对1936年的新政，也是因为罗斯福1933年3月就职演说之前的一段插曲。罗斯福怀疑，在自己作为当选总统正受到压力要采取一次行动时，克罗克企图在即将退任的总统胡佛和罗斯福之间充当中介。罗斯福认为胡佛不一定非通过克罗克来联系，并责备克罗克同意充当中间人，想使自己扮演一个重要角色。所以，在1936年民主党全国大会之后，可能为了给克罗克添麻烦，罗斯福总统暗示卡特利奇可以免于新闻检查或直接从总统那里得到信息。简言之，罗斯福提供了一条线索，卡特利奇可以不通过克罗克而自己去利用这条线索。

卡特利奇很快觉得这不合适，他对克罗克讲了此事，他还告诉了合众社的一位非常亲密的朋友莱尔·威尔逊。卡特利奇首先想让克罗克知道，他是不会进行这种两面派交易的，他也想让某个亲密的朋友知道这件事。克罗克误解了这段插曲，或者说至少卡特利奇觉得他误解了，因为传言说卡特利奇曾经对罗斯福的建议感兴趣。卡特利奇在莱尔·威尔逊的支持下，能够打消克罗克的怀疑，并且重申，他不仅对罗斯福的建议不感兴趣，甚至由于怕被罗斯福的做法所伤害而感到恐慌。

罗斯福的敌意不仅针对克罗克，还包括《纽约时报》其他一些人，包括在1935年之后成为业主的苏兹贝格。罗斯福认为在奥克斯死后不久，他可以在奥克斯的遗产税结算期间得到机会，削减《纽约时报》的独立性，并从中获利。罗斯福期望奥克斯家族会被迫进入金融市场，或者通过出售家族在《纽约时报》当中的一些股份来筹集必要的资金。但当奥克斯家族通过出售优先股，而不是普通股而筹集到资金时，罗斯福变得忧心忡忡，他向他在参议院的一些密友倾诉了自己的担忧。报纸的一些编辑当时感到，现在依旧觉得，罗斯福对于《纽约时报》的憎恨不是来自更复杂的理由，仅仅是由于他无法控制这份报纸。很少有在任的总统支持新闻自由——杜鲁门不支持，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和约翰逊都不支持；大多数报纸业主也不支持新闻自由，包括《纽约时报》的业主，当他们的个人利益受到牵连的时候，任何记者查看业主的经历，都会迅速地发现他们为了维护个人利益而牺牲过新闻自由。

无论如何，卡特利奇没有成为《纽约时报》的华盛顿分社社长。阿瑟·克罗克1963年说他不打算在华盛顿干一辈子，却继续在那里干了30年。事实上，1938年克罗克在谴责罗斯福政府“鬼鬼祟祟地把官方的偏爱扩大到抱有同情的抱团的专栏作家”的时候，却奇怪地同罗斯福进行了单独的会见，为此他获得了普利策奖。当时的卡特利奇觉得自己的职业生涯陷入了泥潭。1941年冬天，在40岁时，卡特利奇退出了《纽约时报》。他去了芝加哥，成了《芝加哥太阳报》（Chicago Sun）的首席记者，后来又成为主编。但在他离开之前，克罗克给纽约的苏兹贝格通了电话，让这位业主留着门——卡特利奇或许会回来。